按：我們一班小鬼在聽罷陳智德在離線沙龍的一席話後，全部自動成為fans，見文即貼，何況是這篇總結離線沙龍講話的文章。本文原刊於八月二十四日的成報。
國民皆詩，亦皆詩人之具，而德卒以不亡。
──魯迅〈摩羅詩力說〉
當一場戰爭開始，要使它真正結束並不容易，除了可見的暴力，戰事背後的信息傳播及語言權力更是另一不可見的力量。針對最近的中東戰火，香港除了股票市場的「反應」，由七月至八月亦有不同的群體舉行過連串的反戰示威、反戰音樂會和座談會。八月十二日由獨立媒體舉辦的「旁觀中東戰火——語言與媒體的巷戰」座談會中，討論新聞媒體對中東戰火的報道，也談論反戰詩歌的形式及效用。媒體與詩歌當然分屬不同範疇，但放在一起討論時，卻像化學作用地指向這兩個範疇背後的語言問題。
自發組織反戰朗誦會
反戰詩歌不是新事物，即使有關反戰詩的論述不多，若認真回顧也可寫成論文，較遠的歷史，本文暫且不談，卻不妨回顧二零零三年一場間接由白宮發起而在民間自發促成的、從美國蔓延至全球包括台灣和香港的反戰詩運動。
二零零三年初，當美國向伊拉克宣戰之後，在一片爭議聲中，美國總統夫人勞拉計劃於二月十二日在白宮舉辦一場名為「Poetry and the American Voice」的詩會，邀請名單包括美國詩人山姆．漢密爾（Sam Hamill），他收到邀請信後，立即給幾位詩人朋友發出電郵，徵集反戰詩歌。消息傳開後，不久漢密爾就收到上千首反戰詩歌，於是聯同一眾詩友成立一個反戰詩歌網站：www.poetsagainstthewar.org，該網站運作至今，仍有新作發表。漢密爾原本呼籲出席白宮詩會的朋友朗誦這批反戰詩，但白宮旋即宣布詩會取消，不過一場間接由白宮發起的反戰詩會，就在原定舉辦「Poetry and the American Voice」詩會的二月十二日這天，在白宮附近廣場舉行，同時美國各地亦有詩人自發性地組織反戰詩歌朗誦會。經過連串反戰活動後，三月五日被定為「全球詩人反戰日」，在歐美、澳洲以至台灣等地都有反戰詩朗誦活動，香港亦於三月二十二日，由詩潮社、零點詩社及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合辦了名為「P2P （Poetry to Peace）」的朗誦會，近三十位香港詩人朗讀了反戰詩作，出席者包括鄧阿藍、禾迪、蔡炎培、陳昌敏、崑南、飲江、洛謀、璇筠、艾歌、陳滅等等。
藉藝術形式引發反省
接着的問題是，反戰詩有用嗎？又或，反戰詩歌與媒體有何關連？前者有如問反戰以至一切反抗行為有何用，即使大多數事物都不會因為事後的反對聲音而扭轉，反對作為一種姿態當然仍有其必要，在反戰詩歌而言，我認為尚有語言上的作用。
反戰詩其實可視為一種藝術形式，反戰的畫、音樂、歌曲、戲劇、攝影同具反戰信息，藝術形式有時負擔某種額外的宣傳作用，具美化、推廣效果，它的實用性未可完全抹煞，正如許多人向創作人所提出挑戰的讀者反應或市場論。但反戰藝術形式更重要或更接近藝術本身的，是以藝術形式，將反戰信息賦予藝術意義，多數不以讀者或市場的接受為依歸。站在實用性而言，它的要求通常較保守，在藝術創造上，卻趨向求新、多變，理解上亦須較開放，而二者亦由於出發點、功用不同，未可以己方的要求加諸彼方。
以詩來說，詩的需要或特別性，在於其語言超越了日常常規語言。詩是最不保守的形式，而反戰信息通常是以常規語言負載，詩的表達正不是重複該習見的常規語言，而是超越、補充之。識是之故，賦予了藝術意義的反戰信息，不是美化、修飾，而是意念化、理念化和觀念化，使該反戰信息引申出更多可能，指向更多的感染和思考，又或引起麻木者的重新注視，迫使讀者思考字面，亦即表象以外的涵意。這並非刁難讀者或故作艱深，而是有需要透過藝術形式使讀者從常規的思維、世界主流的現象中，引向一種透過作者的視角而進一步引發的讀者個人的反省思考。
日常語言信息指向接收或抗拒，而藝術形式則指向內在的感染和思考。如果要談論反戰詩或藝術形式的「功用」，其在引發感染和思考的力量，正正不是常規語言可以達到。由此或可見藝術形式的重要性，在於常規語言及傳播本身的限制，藝術形式正打破這限制並為反戰信息創建新的內容，在報道、呈現以外，賦予情感、批評、意見、角度、願景、感悟、思考、調整以至行動。
詩人抗世本質的展視
反戰詩予人混和了政治的感覺，但反戰詩的內容也可來自生活，而政治根本並不遙遠，生活本身就是政治。在前述的「P2P朗誦會」上，禾迪〈青紅蘿蔔〉一詩透過一家人在新聞時段開著電視進行晚飯的片段，將反戰信息與日常生活內容並置，把反省帶向自己本身的思考：「一不留神／啊……咬著了舌頭／痛苦的滋味／哪用別人提醒／只是／我們學會選擇性地接收／想面對的東西」在這節詩中，遠方戰爭的苦難不再遙遠，能否感受端看個人的選擇。在詩的結尾，作者再把這信息選擇性的接收進一步指向道德是非的判分：「失眠引起虛火／多喝兩口湯吧／只是／先要學習／如何分辨／青紅蘿蔔」，這裏以青紅蘿蔔喻指「青紅皂白」，巧妙地製造了歧義，並結合了生活內容和戰爭信息，最終把反戰指向道德是非及個人獨立反省的思考：在接收之先，更重要的是分辨，無論對象是戰爭、新聞信息或政治，其遠和近、真與偽是取決於個人的道德選擇和獨立思考能力。
詩有多面，反戰詩特別發揮詩的反抗精神，部分實源於詩人的抗世本質，如魯迅〈摩羅詩力說〉所指「大都不為順世和樂之聲，動吭一呼，聞者興起，爭天拒俗，而精神復深感後世人心，綿延至於無已」，魯迅所心慕的摩羅詩人正是「立意在反抗，指歸在動作」，當然詩的藝術成效還須從藝術形式的表現來考量，尤其徒具宣傳性、口號性的不足稱其為詩，至於反抗的意義何為，亦不妨參考魯迅以十九世紀普法戰爭中德人以國民素質取勝的說法：「國民皆詩，亦皆詩人之具，而德卒以不亡」，魯迅所言的「國民皆詩」，實質上指出了物質的無力，須以詩為改造國民性的工具。以此說用於反戰詩，對信息語言的無力、媒體的限制，以至獨立運作的民間記者行動而言，詩的多義、富於引申和想像性的觀念語言以至其被視為「無用」的特性，也許正提供了另一種「無用之用」的參照。
●作者為詩人，筆名陳滅，八十年代開始發表詩作，編著有詩選《三、四○年代香港詩選》、《從本土出發：香港青年詩人十五家》、展覽特集《詩城市集2001》及詩集《單聲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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