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即捐款

朱凱廸

新界西立法會議員 網誌

政經

《另一角度看伊朗核問題》

廣告

廣告

《另一角度看伊朗核問題》﹝二○○四年十一月於國內雜誌刊登﹞

像去年對付薩達姆一樣,美國在收拾伊朗前又舉出各種各樣的「證據」,「證明」伊朗在發展核武。但單有核武器成不了故事﹝以色列和印巴不也偷偷在搞嗎﹞,更重要是要說明核武器「落在瘋狂的獨裁者手上」﹝譬如薩達姆和金正日﹞,美國被迫「替天行道」確保世界安全。因此,它又要提醒美國人伊朗的宗教狂熱、政府如何獨裁、如何支持恐怖活動、如何盲目反美。危險的是,各地不少民眾接受了這套布殊式簡化宣傳,將國家擬人化成英雄和壞蛋,變相為美國政策鋪平道路。

要知道伊朗是否瘋狂國家,單聽美國那套不行,我們要親自回看歷史,看看伊朗伊斯蘭政府的思想源頭,看看其性格怎樣成形。我們會發現,伊朗過去確實曾為宗教革命瘋狂,拋頭顱洒熱血,如今卻只剩下「口頭瘋」,行起事來比美國還務實。﹝前言﹞

德黑蘭大學宿舍的「中國幫」這個學期格外熱鬧,除了筆者和波斯文學博士生老馬外,剛剛又來了兩位中國訪問學者,一位是研究伊斯蘭中國傳教史的姚老師,還有伊朗史專家冀老師。冀先生說:「中國和伊朗的背景很相像,都是歷史很深厚的文明古國,都曾經被外族佔領﹝蒙古人便曾同時佔領中國和伊朗﹞和被西方列強控制。」兩國的現代化道路亦很相似,同樣是被西方列強逼出來的,同樣是背着傳統的包袱,中國自改革開放後講實事求事,走起路來輕省了,但「在伊朗背上的包袱依然沉重,在伊斯蘭革命後甚至更重了」。

撇開話裏的「改革開放八股」,冀先生這番話相當有意思。中國在七十年代末放棄意識形態爭論向「前」看,經濟在掃除了思想障礙後急速發展,至今強勢未減;另一邊廂,伊朗在二戰後原是與美國十分親密的中東強國,經濟發展和軍力均數一數二,除了政治封閉外,在文化和經濟方面都相當開放。但嚴厲的獨裁統治和日益嚴重的窮富差距激起了以宗教團體為主要力量的反政府鬥爭,最終霍梅尼領導的伊斯蘭革命於一九七九年奪取了政權。與中國剛剛相反,伊朗伊斯蘭政權上台後不是放下意識形態包袱,而是極端強調意識形態教育,認為國家要擺脫西方的控制,唯有回歸什葉派伊斯蘭的傳統,所謂「不要西方﹝資本主義﹞,不要東方﹝共產主義﹞,只要伊斯蘭」。這一回歸宗教的轉向決定了伊朗政府過後廿多年的性格。

什麼是什葉派伊斯蘭的傳統呢?簡單一句話就是「為真理犧牲」。同樣是一神宗教,基督教的聖誕節和復活節,以及猶太教的逾越節都是正面的節日,紀念上帝的救贖。伊斯蘭什葉派的重要節日卻幾乎全是哀悼教主們的死忌,其中首要的是阿述拉節──哀悼第三任教主伊瑪目候賽因反攻主流伊斯蘭政權失敗,和隨從七十二人在卡爾巴拉被屠殺。無論是候賽因的父親阿里﹝穆罕默德表弟兼女婿、什葉派即阿里黨派,他們主張由穆聖後人,即阿里後人領導伊斯蘭﹞,還是繼承候賽因的子孫,大部分皆被主流派系所殺,不得善終。雖然現在已沒有所謂伊斯蘭領袖之爭﹝遜尼派的哈里發制亦被土耳其國父凱末爾廢除了﹞,然而什葉派血腥的過去在他們中間形成了「犧牲」和「哀悼」兩大傳統。什葉派信徒認為自己因堅持真理而被不公義所害,他們的模範不是勝過死亡的耶穌基督,而是為公義戰鬥至死的候賽因──勝利與否並非最重要,為真理犧牲才是最高尚。

伊朗伊斯蘭政府說要回歸什葉派傳統﹝伊朗薩法維王朝在十六世紀將什葉派定為國教,從此什葉派在伊朗生根﹞,具體地說就是充份發揮這種「犧牲情意結」,借真主之名來鞏固政權。伊拉克前總統薩達姆一九八零年趁伊朗在革命後陣腳未穩,揮軍攻打以圖奪取南部油田。霍梅尼視薩達姆進攻為真主賜下的禮物,名正言順發動人民打「聖戰」,被入侵的危機感令伊朗人民同心支持伊斯蘭政權﹝與九一一後的布殊政府何等相似﹞。戰事本應在八二年隨着伊拉克撤軍而結束,但霍梅尼不肯停火,反而反攻伊拉克,將戰爭拖延多六年──他要讓數以十萬計伊朗青年有機會送死做烈士。伊朗的少年敢死隊是今天伊斯蘭自殺式襲擊者的原型,他們在頸上掛着通往天國的鑰匙,口裏喊着卡爾巴拉,成千上萬的衝向伊拉克陣地﹝甚至想打到以色列﹞,求死的決心嚇得伊拉克機槍手落慌而逃。

過去伊朗人光是哀悼千多年前領袖的犧牲,如今他們自己有機會犧牲了。八年過去,幾乎沒有一家不死人──明明是為一場不必要的戰爭送命,但在宗教包裝下什麼都變得神聖。霍梅尼說:「愈多人為我們的理想而死,我們變得愈強大」、「每一處都是卡爾巴拉……每天都是阿述拉節﹝候賽因死忌﹞」、「﹝向烈士家屬說﹞哭吧,哭吧,若哭泣令你更接近直主」。伊朗在戰爭中元氣大傷,經濟崩潰,但什葉派宗教政權卻在過程中茁壯成長,建立了至今仍濃罩伊朗的「烈士文化」﹝死了幾十萬士兵和少年敢死隊,連家屬隨時過千萬人﹞,同時穩穩地抓住政權。

那是伊朗瘋狂的年代。全國都陷入一片忘我的犧牲情緒中,伊朗同時又積極輸出伊斯蘭革命,同時輸出了自殺式襲擊,最成功的要算八十年代初在南黎巴嫩什葉派地區扶植起真主黨。伊朗的什葉派犧牲精神在這裏找到同道,而自殺式襲擊很快便成了什葉派組織的戰鬥手段,主要的襲擊對象自然是佔領南黎巴嫩的以軍。再數下去,哈馬斯於九十年代初在南黎巴嫩跟真主黨掌握了自殺襲擊的竅門和理據,九三年開始自殺式襲擊在巴勒斯坦蔚然成風,接着更成了全球各地穆斯林的抗爭手段。

同時間,伊斯蘭政府成功發展出與什葉派宗教特色相對應的政治性格,像一對平行綫。宗教上什葉派強調自己被主流遜尼派壓迫,自己是擁有真理的受害者;政治上伊朗政府亦強調來自伊拉克、以色列和美國的壓逼,自己仍然是擁有真理的受害者。二十多年來,伊朗政權一直以指認敵人來團結群眾。美國在挾持人質事件後經濟政治雙重圍堵伊朗,於是政府鼓動群眾叫喊「美國去死﹝波斯文是mrg bar America,死亡降臨到美國﹞」;以色列殺害巴勒斯坦穆斯林,於是叫喊「以色列去死」。這兩句口號喊得街知巷聞,成了伊朗的象徵,許多人來伊朗就是要看德黑蘭滿街的反美壁畫,以及親眼目睹萬人齊喊「美國去死」。

然而「口號依舊、人面全非」,廿多年前處於革命亢奮狀態中的伊朗人講得出、做得到,這一邊喊美國去死,另一邊上陣送死。若那時的伊朗擁有原子彈,也許真的會投一個到特拉維夫去﹝當然可能性仍然極低,霍梅尼知道這樣做一定會引來美國入侵﹞。但今日的伊朗,不單繼續喊口號的人少了一大截,繼續喊口號的人也再沒有犧牲自己的鬥志了。

「霍梅尼有神經病,居然鼓勵十多歲的少年人上戰場送死。霍梅尼說法赫默迪﹝十三歲時拿着手榴彈衝向伊拉克坦克的小烈士﹞是伊斯蘭革命的真領袖,完全是廢話。如果是為了更美好的未來犧牲,那還可說有價值,但你看伊朗現在這個樣子,一眾兩伊戰爭烈士都是白白犧牲了。」不肯透露真實姓名的德黑蘭大學生S憤怒地說。戲劇系畢業生Mojtaba說,現在根本沒有人講犧牲那一套,就算講也是純粹喊喊口號,現在的伊朗政府絕沒有能力像兩伊戰爭那時一樣動員群眾。「核問題離我們很遠的,我們根本無從得知伊朗政府到底是否在發展核武,但就算是,那亦是這個虛弱的政權用來保護自己。」

S和mojtaba正正代表着佔伊朗七成人口的青少年﹝三十歲以下﹞的主流意見。二十年前十三歲的小朋友爭着當兵,現在絕大部分青年都想逃避兩年的兵役,他們覺得剛剛讀了四年大學便去服兵役,到退役時學到的都忘得七七八八。S更說:「愈喊美國去死,人家美國愈強,伊朗則愈虛弱……如果美國人碰巧在我服役期間攻打伊朗,我會第一時間找機會投降﹝因為這個政府不值得我為它犧牲﹞。」

中東研究員christopher reuter在《當代自殺襲擊史》中指出,集體瘋狂到某個限度後接着總是集體虛脫,集體清醒,當現在各地都有穆斯林支持蓋達的自殺式襲擊,伊朗人卻不再理解為什麼還有人以為殺死平民可以上天堂。我們亦經常忽視了一點:雖然伊朗被定性為恐怖國家,但自兩伊戰爭以來,從沒有聽說有伊朗人參與自殺式襲擊,特別是近年的國際恐怖襲擊。在已成為「世界激進伊斯蘭組織磁石」的伊拉克,我們聽到有敘利亞、約旦人前去和美軍打聖戰,但從沒聽說伊朗人為着宗教的緣故到伊拉克跟美軍對抗,儘管什葉派的兩大聖地卡爾巴拉和納杰夫都在伊拉克境內。伊朗諷刺作家ibrahim nabawi在九一一襲擊後解釋為何伊朗人絕無可能參與其事:「十多個伊朗人準時在機場聚集?不大可能。就算他們不遲到,他們也會改飛到夏威夷。」

回頭看看剩下一班繼續高喊「美國去死」的伊朗人。他們多是虔誠的什葉派教徒,多是四十以上的中年人,政權擁有的宗教權威令他們毫無保留地接受政權的所有決定。每個星期五禮拜日,成千上萬政權擁躉繼續聚集在德黑蘭大學及四周的街道,聽哈梅內伊、拉夫桑賈尼以及諸位宗教領袖訓話。訓話夾雜着宗教和政治元素,透過電台電視台播送全國,而美國和以色列是演講的必然話題。國內領導人演講有「拍掌位」,伊朗領導人演講則有「口號位」,「口號位」一到,大夥兒便機械式地喊:「真主全能,哈梅內伊是領袖!美國去死!英國去死!薩拉姆去死!以色列去死!」

參加禮拜會的中年人儘管眼神依然堅定,喊口號的衝勁已遠遜當年。一百個人中只有三十個左右繼續喊出聲,而舉起拳頭的少於十個。布商赫辛評論美國選舉時說:「未來美國和伊朗的文化之戰會繼續。但美國不敢對伊朗幹什麼,伊朗不同伊拉克和阿富汗,俄羅斯、中國和歐洲都跟我們關係良好。」一聽便知道不是盲目反美,而是知道伊朗的優勢何在,知道美國不敢真的來犯,於是喊起「美國去死」也沒有顧慮。

在伊朗,誰都知道反美反以色列已淪為空洞的形式,只是一種姿態,只能說明伊朗跟美國的關係仍未改善。但筆者在參加十一月十二日的古都斯日集會後發現,反美反以原來另有用途:滿足伊朗人的犧牲情意結。在伊斯蘭世界,支持巴勒斯坦永遠政治正確,許多穆斯林國家都擅於從巴勒斯坦問題中撈取政治資本,伊朗是當中的佼佼者。伊朗政府一直強調巴勒斯坦問題是宗教問題而不是民族問題,就是要保持自己的發言權。霍梅尼剛上台便將齋戒月最後一個星期五定為古都斯日﹝穆斯林稱耶路撒冷為古都斯﹞,聲稱要聚集全球穆斯林的力量支持巴勒斯坦人。

筆者在參加古都斯日的人群中穿插,最強烈的感覺是那裏像嘉年華會多於悼念巴勒斯坦人的苦難。有小販在賣反以色列汗衣,有小孩在大人的指示下打扮成巴勒斯坦扔石頭青年,青年在你追我趕。我問一個男人為什麼要帶着一家大小來示威:「我們要支持巴勒斯坦人。」除了示威外有沒有實際行動?「沒有。」一樣的領袖講話、一樣的操兵、火燒一樣的巨型美國木偶,之後民眾帶着感覺良好的心去看戲吃飯野餐。

有巴勒斯坦朋友不屑地說「你覺得這古都斯日真的跟巴勒斯坦人有關嗎?」真的沒什麼關係。唯一的關係是:伊朗人自己在兩伊戰爭中已犧牲得夠多,現在他們自己不犧牲了,巴勒斯坦人的血正好代替伊朗人的血,讓巴勒斯坦人代表伊朗人犧牲。伊朗政府很明白巴勒斯坦人犧牲的重要性,因此他們支持拒絕妥協的哈馬斯和伊斯蘭聖戰組織,提出充滿犬儒味道的「和平方案」,目的正是要巴勒斯坦問題繼續糾纏下去。巴勒斯坦朋友說:「巴勒斯坦問題拖下去對伊朗政府很重要,巴勒斯坦有朝一日真的立國成功,伊朗政府勢危矣。」

了解伊朗人和伊朗政府這廿多年來的思想轉折後,我們可以肯定的說,現在伊朗伊斯蘭政府不單止不瘋狂,而且行事務實得近乎冷血。伊朗不再是一個要對外擴張勢力的野心大國,卻是一個內向的國家,想靠搞好經濟抵抗國內愈來愈強的改革開放壓力,一切行動都是為保住權力。每周喊美國去死,但沒有人敢動在伊朗的美國人一條汗毛﹝廿多年前則連美國大使館也敢佔領﹞;口裏支持巴勒斯坦人,行動上卻要令巴勒斯坦人繼續受苦。透過這些背景看伊朗核問題,我們可得到一個更接近現實的圖象:眼見美國先後攻下兩個鄰國,伊朗政府的鷹派認為唯一能阻嚇美國的就是核力量,但發展或裝作發展核武的目的只能是防衛,而不是像美國擔心那樣用來發動恐怖襲擊或攻擊以色列。

英國《衛報》記者Peter Beaumont日前在一篇評論中說:伊朗在歐洲的角度看很真實﹝因此採取談判拉攏策略﹞,在美國眼中卻成了另一個被誇大了的威脅。美國政府想世人相信,伊朗仍然是二十年前的伊朗;事實雖然是另一回事,但若美國的強硬政策將伊朗逼至牆角,明明是可以和平解決的核問題亦會變得危險非常。這再一次說明,威脅世界的並不是正常的伊朗,而是瘋了的美國。

廣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