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大語文政策問題上，校方及不少論者都有一套常見的寫作策略，就是先提起六七十年代中大強調中文教學的傳統，然後指出那是殖民管治這種特殊歷史條件下的特殊舉措，繼而以一種打破迷思的語氣「揭示」，其實雙語教學一直存在，因為當時已有操流利英語的教師以英語教學，而錢穆等內地教授更是使用混雜鄉音的國語。
這套寫作策略貌似平常，其實綿裏藏針，一方面若有似無地打造了支持獨尊中文（廣東話）的反方論點，並將此栽在不時以維護中大傳統理想為立場的反對聲音﹔一方面下接需要回應全球化趨勢的論調，為語文政策的轉變而開路，背後的話說白了就是﹕中文教學的傳統既然導生於「特殊」的歷史條件，如今歷史條件不再，對傳統的「再定位」自然便是順理成章了。
事實上，從05年國際化論爭至今，支持獨尊中文（廣東話）的聲音絕無僅有，反而多語言教學一直為討論雙方所推崇，甚至按需要酌量增加以英語及普通話為教學語言的科目，也無太大爭議之處。反對聲音所批評的，其實主要是背後理念、實行方法、原則鬆緊、學系自主等等問題。絕大部分反對者均認同國際化，可是對如何理解「國際化」卻與校方有分歧，此點值得一再，再而三地澄清及申明。
回應全球化挑戰的「歷史條件」
全球化明明並非始於近年，但為什麼大學在這幾年卻忽然強調需要「回應全球化挑戰」，提倡「國際化」的種種好處和迫切性﹖從政府新聞處於05年5月27日發出的新聞稿《港輸出高等教育潛力獲肯定》可稍見端倪﹕
「教育統籌局(相關新聞 - 網站)表示，由貿易發展局委託獨立機構進行的研究，肯定香港學生國際化的教育效益，以及本港輸出高等教育服務的龐大潛力﹔而多項利便非本地學生來港升學的新政策，也是為了推動這方面的發展。」
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的統計，2001年全球約有164萬學生於外國留學，他們的學費、雜費、生活費和旅費構成一個數百億美元的大市場。留學生市場涉及龐大商機，作為高等教育服務輸出國，英、美、澳、加每年均獲取可觀的貿易順差。高等教育服務的輸出是一場貿易，是一盤生意，教育政策的方向在這種全球化的語境下，以市場潛力、競爭優勢、成本效益等等因素為優先考慮。從以上新聞稿，港府見賢思齊之心已明白透露，可見近兩年香港高等教育需要國際化的論調，實與政府建設「知識型經濟」的宏大藍圖互相呼應。
「回應全球化挑戰」之必要或「國際化」的迫切性，背後牽涉複雜的話語生產，不是純粹由客觀條件的改變而決定的。我們能夠選擇的可能性，也斷非如某些論述所指向般單一。所謂的「歷史條件」不再，需要「回應全球化挑戰」，其實未必就是「大勢所趨」、「不得不如此」。香港是不是應該成為亞洲高等教育服務樞紐﹖是不是應該順遂地接受所謂中國化﹖全球化帶來的究竟是什麼挑戰﹖我們又應該如何回應﹖諸種問題仍需要開拓更廣闊的討論空間，再作仔細而深入的思辯。
語文政策的貧乏
首先應該指出的，是提升英語及普通話能力，以便促進本地學生與中國以至全球的交流，並不需要轉變教學語言來遷就。
理學院、工程學院以至社會學系、社會工作系、音樂系、藝術系等等，其主修科目不在於提升語言能力，而在於學習本科內容，將主修科目的授課語言轉為外語，製造以外語學習和思考的環境來提升語言能力，根本是本末倒置。要提升本地生的語言能力，將來三改四後有多餘學分空間時，增加必修的語文科目來得更實際。更何，假如加強與中國以至全球交流的需要是如此迫切，難道同學在龐大的實際需要、社會壓力之下不會自發學習嗎﹖從前中大尚有相當比重的母語教學科目時，難道中大畢業生的英語能力便很差嗎﹖因此，以促進本地學生與中國以至全球的交流，作為強制教學語言自由度的理由，可說是極為牽強。
其次，報告書指出普世性科目如自然科學，採用英語教學有直接、準確的好處，此理據亦不充分。
母語教學的好處毋庸多言，難道運用擅長語言，在思考和表達上就沒有直接、準確的好處﹖的確，不少普世性科目都以英語為國際學術語言，中文翻譯質量皆劣，因此授課材料往往以英文為主。然而，如果想在實際教學上達到「直接、準確的好處」，最佳的授課語言實應為混合語言，單純以英語或母語授課俱有所不足。可是，在如今這條普世性科目原則下，實際教學上還容許混合語言授課嗎﹖
其三，報告書指出涉及中國文化、社會、歷史的科目，多用中文，以普通話授課，一方面可溝通全國，亦可汲取中國文化數千年所累積的知識，此理據亦嫌有所偏差。
前文已經說明，溝通全國的基礎不需要透過轉變教學語言以提升語言能力來達至，至於以普通話授課較能「汲取中國文化數千年所累積的知識」，則不知是何道理，普通話只是中國語言其中一種，何時成為了認識中國文化的捷徑﹖
如今報告書中建議的三條科目原則，分明是將教學語言分作三層，大學中普世科目最多，中國科目為次，本地科目又為次，也就是大學中以英語教學為主，普通話教學為次，粵語教學又為次。這種做法不止背棄了「以中文為主要授課語言」的中大傳統辦學理念，亦將本土語言明文規定地貶為第三語言。
可是，委員會中仍然有不少代表指出，報告書中將粵語視為學術語言，「有勇氣」地肯定粵語的學術與文化價值，是一個「頗為大膽的提議」，更暗示校方此舉值得嘉許。原來給予粵語一個建制位置──即使僅是第三教學語言──已經是皇恩浩蕩，而我們應該感恩戴德，筆者對這種黑色幽默實在不懂欣賞。
事實上，在意識形態上粵語一直為次等語言，所謂的「廣東話強勢」其實只在大眾文化上出現。過去最好的中學都是EMI學校，家長選校幾乎視中文中學為洪水猛獸，即使現時教統局(相關新聞 - 網站)雷厲風行母語教學，仍不時有傳媒報道有中小學校長崇尚普通話教學，並以此為賣點吸引家長。從此可見，在教學語言及建制位置上，粵語的社會地位一直甚低。一個卑微的建制位置竟然如此難得，吊詭的卻是，竟還有論者指摘粵語過去「穩坐語言霸權的位置」，真不知道理從何而來。
如何理解國際化
馬傑偉教授在8月14日刊於《明報》的〈中大語文政策的未來〉一文中，嘗試回應龍應台教授〈為什麼燈泡不亮——我看香港的「國際化」〉（刊於05年5月16至17日《明報》世紀版）的某個論點。馬教授指出﹕
「然而，今天的英語已不單是沒有水管的水龍頭，它是通往國際人脈與英語知識庫的鑰匙。大學加強英語教學，多了不同地區的學生，活用國際語言，肯定有助大學師生面向全球化的挑戰。」
馬教授這種說法如果不是誤解了龍教授的原文，就是故意簡化了龍教授的論點，好欺負沒有文本在手的讀者。
龍教授在原文清楚指出﹕
「燈泡何以發光﹖因為燈泡後面有一套細密的電路網絡﹔水龍頭何以出水﹖因為水龍頭後面有一套完整的供水流程（……）有沒有國際觀，能不能與國際接軌，不在於英語說得流利不流利，而在於有沒有深刻健全的『全球公民意識』。」
她同時強調﹕
「英語，當然非常重要，因為對於非英語人而言它是一個簡便的萬用插頭，放在旅行箱裏，到任何一個城市都可以拿出來，插上電。但是，我們不能因此以為電的來源就是這萬用插頭。事實上，插頭不能供電，英語也給不了思想和創造力。」
在馬教授的回應中，我看到的是牛頭不搭馬嘴，別人提出的是水龍頭的有限性及水管的不可忽略，他卻只簡單的指出英語是一個可以連接水管的水龍頭，完全跳過連接水管的重要性，重複強調水龍頭的用處。在大學國際化的討論上，我們何時才能不再只低頭看我們的水龍頭，而花些時間照顧我們的供水系統呢﹖
梁文道於05年2月9日刊於《明報》的文章〈說英文的中文大學〉指出﹕
「中文大學的獨特使命不在固守中文，而在中文本身的『國際化』。所謂中文的國際化，意思是不拒外來文化，反而要把它們吸收轉化成中文思考的新領域。過去百多年來，經過許多知識分子和翻譯家的努力，大量的外來語為現代中文開拓了前所未有的新領域，而且又流向社會大眾，豐富了中國人的眼界和思考範圍。中文大學作為一家大學，當然要符合university的本意，以普世主義的精神泯除國際邊界﹔但坐落在香港和中國，又使得它必須肩負把外來知識轉化成本土資源，以及將學術研究的成果向社會開放的重任。」
筆者認為，假如中大果真有什麼獨特的性格需要堅持，那就是植根香港、並以中文為本位的辦學理念，假如中大果真需要國際化，那就是把中文「國際化」。把中文國際化，才是真正的融合中西學術，宏揚中國文化，為本地社會作出貢獻。
我們絕對需要回應全球化挑戰，但恰當的回應不代表就是趕上潮流。香港固然應該加強與中國，以至放眼世界各地的交流，但加強交流不等於需要進一步削弱本土語言於大學教學語言的位置。世界上的一流大學不是只有劍橋、哈佛、UCLA，還有東京大學、京都大學、波隆那大學，對於「國際化」、「一流大學」的理解不應再囿限於追英趕美的想像。願校方仔細思量，不再盲目追逐院校排名，中文大學需要立足本土，方能於中國化、全球化浪潮下不被淹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