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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MBY老掉牙,CSR未成氣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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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有論者認為香港的環保運動欠缺了群眾,但事實上,一般市民大眾都是支持環保,一直希望環境得到改善。如果有人認為香港環保已經搞得不錯,不用搞運動來推動,那肯定是常識上的錯誤。但環保運動搞了四十多年,為什麼到今天好像已經失去動力,任由行政萬能的政府支配著?也許要從社區行動說起。

曾經提及過,七十與八十年代初香港的環保運動開始嶄露頭角,當中的表表者可算是早年的長春社成員反對堅尼地城焚化爐行動,與青衣關注組的行動,他們的行動不多不少讓政府部門感到困擾,儘管未能完全停止有關建設項目,但最少已經讓政府部門知道環保措施和環評過程的重要性。從這方面看,是具有積極意義。

不過,既然在人口集中的地區修建會遇上這麼多麻煩,又何必堅持?於是,很多新的建設,都是建在人口稀少、議價能力弱的地方。眼不見為乾淨,便成為後NIMBY(Not-In-My-BackYard)年代建設項目的方向。機場建於赤臘角、迪士尼公園建在竹篙灣,當地村民根本不能招架,只好接受賠償,遷出家園。

其實,這個情況逐漸在國內浮現,最突出的例子便是在國內修建水電大壩。由於西南省份全屬水利資源的富礦,而本省與東部省份因應經濟高速增長,電力需求大,電力行業也是國企壟斷的天下,在這種情況下,地方政府順理成章視水電站為無本生利的財政來源。

所以在電力公司眼中,即使在怒江、金沙江遇上反對聲音,也不以為然,他們大可以在議價能力低的流域,就如岷江、雅礱江等流域,甚至西藏、甘肅、貴州境內修壩。民間社會的反對對他們根本不足為患。相反,地方政府為了爭取這塊肥肉,只會不惜採取任何手段,包括早前在四川大渡河瀑布溝電站預定地出現的抗爭,只是冰山一角。

此外,我也經常接觸到很多國內污染個案,全都是涉及國營或省政府企業污染河流環境。當地群眾在網上尋求外間協助。又例如,也經常聽聞香港市民看見後山林木被伐,也會作出投訴。不論規模大小,凡此種種,都可能是引發一次運動的源頭,但是往往贏得一次成功,卻不代表可以在全國或全行業產生效果,只有在政府良心發現的時候,才有機會變成政策。

NIMBY在過去年頭確實讓很多人著迷,基於群眾對自己土地的情感,也可以為地方和群眾運動本身添上歷史意義和促進作用。台灣美濃水庫的抗爭便是其一。但是也很容易墮進當局的圈套。香港中華電力最近提出兩個選址,修建液化天然氣接收站,可是兩個方案,不是會影響附近村民,便是影響中華白海豚棲息地。

同時中電極力反對政府考慮從鄰近地方,包括澳門購買天然氣。儘管增加天然氣比例可以減輕空氣污染,算是環保措施,但全球天然氣產量比其他能源少,是否值得花費八十億元,並要犧牲生態環境,來換取未知維持多少年的天然氣,而且為什麼不可以把投資用於風能等可再生能源?NIMBY顯然不足以解答這個問題。

NIMBY在國內,對社會和政治發展還可帶來積極意義,尤其是改善地方政府施政,但對香港,正如之前提及,早已被政府收歸建制,所以很多社區環保問題很快通過行政手段應付或解決,自然失去了成為運動的動力。剩下來的,就只有不能為自己建言的空氣、水和動植物,由環保團體幫他們發聲。發展到這個地步,環保運動的模式和手法也許需要一個多樣的變革。政府政策固然需要改善和落實,而企業的環保責任更是無可避免必須加大。

民間搞環保要訴諸於政府政策,也許有一天要通過政治改革來達成,在國內並不易走。而訴諸於企業,不少NGO早已或正在開展工作,不論在香港還是國內,企業社會責任(CSR)仍未成為氣候,普遍只停留在公關手段的層次。企業要負什麼社會責任,要負多少責任,為什麼要負責任,要向誰負責任,基本上仍然沒有深刻討論過,只是在個別問題上,例如紅灣半島,引用了多少,但最終的責任卻仍然放在政府部門身上。

可是,將來政府角色逐漸減少,而企業逐漸取代政府部門提供涉及民生的基本公共服務時,例如領匯,例如外判服務,我們的社會又是否準備好這種討論呢?空氣污染不能單靠冷氣25.5度和停車熄匙,東江水也不能單靠修建密封管道,食品安全也不能單靠當局巡查,而是珠三角的所有污染者,包括電廠、工廠、化工廠共同負責。

之前,不少NGO針對個別企業發起過行動,從綠色和平針對雀巢、新創建/新地和惠普,到SACOM針對迪士尼公園、Bossini和佐丹奴,全球化監察針對金山工業(超霸電池)等等,部分都是借助或企圖借助政府民望(低下)來達致某種成效。

我們的市民,尤其是那些公司的股東和消費者,怎樣才可建立環保意識,並通過採取行動,迫使相關企業也要進行實際的環保措施,進而把環保行為蔓延整個行業?我寄望可以在國內和香港進行這樣的實驗,重新帶起一次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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