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怒江之後,給我們什麼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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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3月,櫻花開始盛放的季節,11天在東京,和關注緬甸命運的人一起,私下達成了一個共識,就是要保護怒江-薩爾溫江,免受大壩建設的威脅。一個承諾,讓我投入國內的反壩行動,也讓我對國內民間社會的發展大開眼界。

的確,上游怒江的大壩工程暫時被擋住了,只有零星的前期工作在進行,一切等候國家的環評工作完成,而下游薩爾溫江,泰緬中三國正在合作規劃五個大壩工程,預期也會遭到關注緬甸人權和環保組織的反對。儘管如此,怒江建壩的爭議在中國已經引起極大迴響,影響所及甚至蔓延到國家對水電發展的態度和規劃,這都是超出了原先的想像。

不過,在爭議之中,環保人士確實遇上很多不到位的情況,陷入尷尬的境地,甚至面臨誠信的危機。畢竟,這個過程都是開創性,幾乎沒有前車可鑑,支援不足引起的尷尬,勢所難免。然而,國內環保運動進入一個後怒江年代,我們可以從中得到一個什麼教訓和啟示,讓我們重新出發?

1. 知識與專家支援缺位:很多環保人士在還沒有做好充足調研的時候,便要臨時拉伕上陣。於是,很容易說了一些張狂的,無根據的話,惹來後來批評者的嘲笑和攻擊,破壞了環保人士的誠信。後來,儘管我們意識到這個問題,但很多調研都需要很長的時間進行,而初步的記者調查都是比較粗糙,難以跟嚴謹的學術調查相提並論。很多方面的知識都是缺位,難以跟水電建設方作持久戰。幸好,我們的領導對環保還是比較謹慎,因此這個爭議可以暫時歇息。只是,我們還有多少時間,去保護我們還沒有充分認識的魚類和動植物呢?

2. 法律知識不足:大部分環保人士都是出於滿腔熱誠來幫忙,對現有環保和民事法規欠缺充足準備。我們可以仰賴什麼法律工具,來保護我們的環境,維護農民的權利?幸好,一些熱心的律師後來提供了僅有培訓和協助,儘管我國的法規建設仍有很長的路,包括我們的環評法還沒有充分落實,移民法規更是離現實很遠。

3. 傳訊培訓不到位:儘管環保人士很多都是記者出身,著名的異見人士戴晴也如是,所以宣傳的渠道是不缺乏的,問題是,在這個從國家嚴格控制走到市場化的媒體生態,空間是多了,但也會出現品質和誠信下降的情況,不少資訊還沒有得到證實便報導了出來,容易給攻擊者批評誤導公眾,企圖全盤否定環保立場。

去年,我替整個運動作了一個評估,發現如果真正要做一個無懈可擊的運動,很多元素都是缺乏,欠缺群眾、欠缺多方面專家和專門知識支援。也幸好,整個辯論已經從環保記者與水電工程師之爭,變成了政府部門之間的矛盾,甚至讓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決定成為關鍵。不過,最遺憾的是,從此民間參與程度更低了。

儘管如此,保護怒江運動,開創了媒體報導地方敏感議題的先例,更讓中央和省媒體揭露別省的環保問題,甚至觸及個別地方官員的操守,和地方政府處理群眾利益不當的個案。這些在國內,在我六年前開始接觸大壩問題時,都是不能想像的。

此外,怒江爭議不單只在媒體,也在各大小網上討論區引發熱烈討論,儘管由於對議題了解不深,鮮有深度和高素質的點評,不是出於狹隘民族主義的激情(憤青),便是比較理性,視破壞怒江如被刀割都有。

中國環保運動的路應該怎樣走下去?也許是所有關心國內環境的人感興趣研究的議題。但至少,在怒江之後重新出發,我寄望所有同業應先認識問題的大部份,了解可以幫助自己的工具,包括調研、法規和媒體等,最後就是掌握當前民情。

還記得1989年前,中共內部對長江三峽大壩的爭議熾烈非常,可是一直不能夠在媒體曝光,儘管牽涉在爭議中的人很多都年華老去,或者已經不在人世,例如清華大學水利系教授黃萬里,可說是批判三峽工程的先驅,他的批判並沒有隨他的逝世和三峽工程上馬而中止。沉寂10年,到了怒江爭議爆發,很多人繼承了他的精神,把整個爭議帶到公眾眼前,這是時代的進步,民智的逐漸開啟,也是環保運動持續發展的總體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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