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 09月 11日
沈旭暉、陳智遠@Roundtable
李澤楷(相關新聞 - 網站)收購《信報》前後，政治評論多關注其對言論自由的影響，商業評論則對賺蝕前景喋喋不休。然而一旦抽離這兩個前提，李澤楷身為一名原來和《信報》意識形態和文人辦報背景都沾不上邊的富豪，買下了一份家族式報紙，其實代表了一種新群聚效應（conglomeration）的實驗。這不但為企業營運方法論帶來衝擊，亦對政治光譜的組織帶來啟示。——沈旭暉、陳智遠
群聚效應﹕宏觀版
所謂「群聚效應」是現代企業的常見策略，籠統形容大公司發展和舊業務無密切聯繫的新業務，又或不同公司之間因性質相近而合併。群聚的好處，主要是不同業務性質的互補，例如是流動資金充裕而盈利有限的一方（例如旅行社），支援高盈利但流動資金不足的另一方（例如證券投資）﹔又或是掌握宣傳途徑的一方（例如媒體），改善另一方牟取暴利的公眾形象。大家熟悉的華納時代集團，旗下有美國在線、時代雜誌、財富雜誌、華納兄弟製片廠等數十不同品牌，屬於同質性強的群聚﹔屋村士多因為擁有使用率低的倉庫，在深夜為師奶兼營時鐘酒店，屬於同質性弱的群聚。
群聚效應的成效除了由經濟利益判斷，品牌建立也是重點，所以群聚一般要求旗下成員有實質意義的整合。整合中，不少子公司會成為犧牲品，淪為內部補給線或變成空殼，加上過程的消耗不一定能抵消盈餘和通脹，成功而持久的群聚例子其實不多，對基本生產線和周邊環境的負面影響卻頗大。加拿大左翼女公共知識分子Naomi Klein的名作《No Logo》，就以反全球化的角度，記載了不少跨國企業群聚效應的幕後故事。
然而不牽涉具體整合的「宏觀群聚」，卻足以繞過上述困局。假如李澤楷收購《信報》後，不是像香港電訊的往績那樣，而是對它一概不碰、一概不理，只是將《信報》和其他不相干的旗下公司包裝為一個整體，然後請文膽寫一堆mission statement，創作一個「群體內部流程圖」，找出群組成員之間不為人察覺的共同點而將之無限擴大，再將這個「整體」一次過轉售，這樣才符合做deal的倫理。
在這模式裏，我們毋須擔心《信報》會被李澤楷旗下其他公司的意識形態同化，亦毋須擔心《信報》的自由傾向會同化其他小李氏企業，因為它們之間的意識形態差異，正是整個conglomeration的賣點。邏輯上，這個整體可包括日本東南亞各地的報章電視台，這就是「經濟傳媒王國」﹔可包括曲高和寡的文化雜誌，這就是「未來智囊孵化機」﹔可包括手機網絡和電腦軟件，這就是「一站式投資新生活模式」，只要言之成理即可。為組成這群體，首腦刻意收編一些名目獨特、有潛質的草根貨品，例如到菲律賓(相關新聞 - 網站)再買一份草根油印報紙，也不足為怪。就算付出高於市價也不打緊，因為這是抬高未來群體總身價的一環。即使《信報》內部調整終要出現，似乎也不是這任老闆兼deal王最有興趣的份內事。
蓋達管理﹕借力篇
上述概念對國際金融界自然不陌生，其實國際政治同樣有前車之鑑，這就是我們曾經提及的蓋達管理。CNN記者Peter Bergen描繪的《拉登聖戰工廠》，和反恐學者Rohan Gunaratna的《走進蓋達》，講述了拉登如何管理擁有80間「聖戰分公司」的「跨國控股公司」，可謂同類市場化書籍中嚴謹而富啟發性的作品。
蓋達「公司」和大家熟悉的跨國企業的最大差異，首先在於它的成員並非一律整合，自主性絕對比外間想像為高，不少支部甚至在互相虛耗資源。
例如蓋達在喀什米爾的數個衛星組織，就是內鬥的世仇﹔又如扎卡維在伊拉克的名份雖是蓋達分支頭目，但他的仇視什葉派策略和斬首偏好都不為拉登所喜，吸納約旦青年的手法更與總部直接進行人力資源競爭，這都是傳統公司不可能容忍的。唯有拉登重蓋達品牌效應，明白比斬首更出位的行為其實在非洲叛軍屢見不鮮，卻因為缺少了蓋達生招牌，而得不到媒體注視。
拉登支持烏茲別克的分離恐怖主義組織IMU，各國多暗中偷笑，因為烏茲別克出現原教旨革命的可能性，總比處於接近無政府狀態的中亞鄰國塔吉克為低，拉登卻偏偏捨易取難，出價也高。蓋達投資IMU，就像一些經濟學者對李澤楷收購《信報》的看法一樣。然而拉登明顯就是要收編多一家破銅爛鐵，顯得蓋達在烏茲別克這個美國的後九一一重點統戰對象也有支部，釋出一個宏觀群聚效應，來消耗更多美國資源在中亞而已。
只要支部細胞由下而上地發展了在地化特色，蓋達一般不會干涉，甚至鼓勵基層幹部維持現狀，讓本土支持者繼續因為本土原因而效忠。蓋達中層成員確是派往各地溝通的幹部，但上層成員的工作，只是忙思考如何將各基層支部現有的零星襲擊建構為「大戰略」，以及將非旗下的友好組織——例如卡塔爾半島電視台的報道——包裝為「大戰略」一部分，再用這類建構出來的綱領煽動新一輪襲擊，顯得一切都是一個「群聚」。其實，這是一個借力打力的過程，就像投資銀行做deal一樣。畢竟拉登來自沙特地產世家，家族在國內的影響力可比香港李家，他本人也是大學的公共行政畢業生，是與時並進的人。
特區政黨﹕塘水卷
蓋達貌似擁有單一的反西方、反現代化意識形態，卻沒有走一條辮式老路，而容許由下而上的細胞管理，甚至鼓勵支部成熟時完全脫離總部spin-off（像當年的阿富汗塔里班政權），正是因為拉登了解這些意識形態內部有重重矛盾。單是他信奉的瓦哈比教派，就得不到旗下多數成員的信任，所以才將目標虛化和籠統化，希望釋放最大效益，而對旗下吵鬧視而不見，以免浪費行政成本和精力在沒完沒了的建制上。可見在這個年頭，建立新的列寧式政黨已是天方夜譚。
由是觀之，近年香港政黨都擺脫不了傳統管理，既要建構精英形象，又要大量吸納黨員，結果精英多不願意享有一個列寧式固定身分，願意如此投放資源的多是抽離現實的空中理念人，或是無限現實的圈內利益人。這樣的組合，卻要強調意識形態的淨化，又要由上而下層壓匯報，自不可能避免派系叢生。當這樣的團隊要和對手正面競爭，亦難免被對手的前現代競爭模式同化，返回塘水滾塘魚的蛇宴crossover釣墨魚皆大歡喜格局。
蓋達沒有在各地組黨、沒有和美國比併高科技，李澤楷至今沒有捲入言論自由舌戰、沒有在《信報》引入電盈舊部，都是範式轉移的conglomeration，也是think out of the box的21世紀新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