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憂傷書蟲◎書痴的目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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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痴的目錄學
──《梁文道書話》
陳智德

目錄學經典著作:姚名達《中國目錄學史》,台北:商務印書館,1964
(據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年版重印)

  

書痴的目錄學:梁文道《弱水三千──梁文道書話》,
香港:上書局,2006

  電影界有影痴(film freak),讀書界也有書痴(bibliomania)。常人讀書以實用為依歸,書痴讀書講求質感、氣味和觸覺,且憑對書的特殊感應,看穿書意,但也有時只買不讀,一天在家中堆積的書叢中像認領失物般重新發現遺忘者;相對於坊間的十本好書等書單,書痴的書單並不實質可見,但當列出後自成另一體系。傳統目錄學精神在於“辨章學術,考鏡源流”,書痴的目錄學卻另闢溪徑地指向抽象世界,讓讀者從書頁間窺見一座並不真實存在的、觀念上的圖書館。

  《弱水三千──梁文道書話》稱為書話,卻不同於一般書話,其一特點在於它的分類。本書所談各書,按美國國會圖書館分類法排列,“哲學、心理學、宗教”為一類,“歷史總論與歐洲歷史”為一類,“語言學、文學”一類,“政治學”、“教育”、“音樂”亦各為一類,共分十五類。這當然與作者涉獵範圍有關,而其將個人的涉獵(不單是“知識”)分類從圖書館書目分類法著眼的處理,亦使它在書話以外,列入我所提出的“書痴目錄學”類別。

  梁文道在序言和書的封底一再強調本書不是書單,他的意思其實是針對香港歷年稱作“十本好書”、“中學生好書龍虎榜”、“名人推薦好書”之類向青年讀者介紹書的活動。正如他所說,青年不需要書單,自由放任,予以空間更能讓青年發揮,而當下的教育正缺乏這種自由放任,可以讓青年發揮的空間。《梁文道書話》列出一份體系龐大如圖書館的書單,卻一再強調本書不是書單,背後可說是一種反書單的行動,即以書單對抗書單。

  什麼是書單?為什麼我們需要書單?在古代的目錄學著作中,部份就是以書單為主,如《千頃堂書目》、《寶文堂書目》和《書目答問》,只列出書目資料;另有部份在條目下作提要或小序,簡述該書版本沿革或內容精要,也有寫得很精彩者,其中有的不以“書目”作為書名,如清初錢曾《讀書敏求記》、近現代潘景鄭《著硯樓書跋》、董康《書舶庸譚》、鄭振鐸《劫中得書記》等著,即屬結合了書話和書評意義的書單。《劫中得書記》記述作者於抗戰時代,不惜個人性命保存珍本典籍以免毀於炮火或流落海外,則是具憂患意識的書單。不過即使是只列條目之書,如張之洞的《書目答問》及後來范希曾的《書目答問補正》,卻由於著者廣博的眼光,列出精校善本,示讀書門徑,成為昔日讀書人少時入門之書。
  

  我心目中的現代目錄學也不是梁文道所抗拒的書單,市面實在同樣缺乏我心目中的現代目錄學著作。十本好書等活動推行多時,所引發的讀書界對書單的蔑視,我輩亦感同,這其實也是對目錄學的一大諷刺,因為目錄學的精神本就在於指示治學門徑,引介學術源流,本是古時學子的必然治學工具。在當代社會的教育建制中,特別在五六十年代的前蘇聯、美國和日本都出現過一種類似“推薦書目”的書單,不僅向青年讀者介紹好書,其所推薦者更具意識形態上的示範和認可作用;而我心目中的現代目錄學更包括抗衡反智的好書書單,尤其在非書化、市場化、大賣場化的書市中,標識已邊緣化的人文精神。

  傳統目錄學是文史學子必經的治學門徑,而在學科既專精又講求通識的今日,現代目錄學或有重新整理的必要。在香港文學方面,過去有盧瑋鑾等學者的系列著作,包括選集、年表和雜誌、報刊目錄,如《香港新文學年表1950-1969》一書“出版”一項仔細地列出許多報紙連載小說和雜文專欄的起訖日期,由於這方面的資料最難查找,也最花時間,而且大多數作品未曾正式出版,該書的工作無疑為研究者節省時間,可以據年表所載,很快覓得目標資料,從宏觀的角度看,如善用該年表,配合《政府年報》、《香港年鑑》等書,有助觀察某年代的整體文化面貌。

  至於梁文道的這份書痴的書單,最初翻閱時,本以為哲學類和社會科學類最多,因知梁出身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不過使許多讀者意外的是,本書是以“語言學、文學類”佔最多,其次才是社會科學。在文學當中,他談論的是詩集、詩刊、小說和中外文學,包括西西的小說、葉嘉瑩的古詩詞評介和香港詩人的詩集和詩刊,當讀到書單中最後一本《失物招領處》,會更了解作者對文學的關注,彷彿文學就是作者的失物。

  在社會科學類中,有《出賣LMF:粗口音樂檔案》一書的評介,樂隊“LMF”創作的是音樂,儘管許多人以其語言粗俗而否定之,“LMF”的音樂確然是音樂,然而《出賣LMF》一書是社會科學,在這《書話》的分類及評介中,真正的含意是《出賣LMF》在梁的知識選擇系統及其觀念上的圖書館當中,是一種社會科學。梁文道其實看穿了《出賣LMF》一書的自省精神,並非由上而下的「研究」,而是以其音樂生產為個案,指向一種社會批評。

  在本書中真正歸入音樂類的只有一本:《音樂殖民地》,這是九十年代香港以至華語搖滾樂界的重要刊物,出版十年,終於在二零零四年停刊;書話從其停刊談到香港文化中前衛、悲壯而無名的先行者宿命:“過去幾十年來的香港文化也是這般,走先鋒的時候走上一條暗夜之中無人能見的航道,點亮了異地上空之後就刷一下墜落墮地。”九七前的香港優勢,在於文化的多元和先行性,九七後至二千年代中的香港危機部份在於經濟,部份在於文化,然而今天所憂的邊緣化仍是憂前者,大概不知後者的邊緣化才更恐怖。有關《音樂殖民地》,梁文道真正談論的是香港許多人視而不見的文化危機,那麼這篇列為音樂類的評介,在其系列中相對於列入“政治學”的《從歷史看管理》等書,更接近於政治學。

  由此亦可見本書對各書的評介並非單純學理上論書的技術性書評,雖然這於學術上有其必要,本書的取向乃從書本出發,橫向論及時代,讀梁的書話也是讀一個時代(後九七至二千年代)的讀書生活。可惜因作者的自律,局限了本書的意義,主要還不是作者在序言中所說的照顧讀者需要,卻是自我收歛其“痴”。他的自律也許必要,大眾還是喜愛功能性的實用而抗拒一切的痴。為什麼本書的痴那麼重要?在我輩看來,他的“痴”在於據現代圖書館的圖書分類法,為自己的涉獵建立體系,把各種正業以外(梁在序文所指的“課外”)的視野安放於觀念上而不真正存在的、抽象的圖書館中。這份正業以外的書目體系,應在其純粹的、個人私密的角落裡繼續擴張,我輩所期許的書痴目錄學,正是另一份以書單對抗書單的、爭天拒俗的抗世書單。

(原刊《南都周刊》〔廣州〕第54期,2006年9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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