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說社運電影節未必以底片，而以錄像或DVD為影像的載體，但不論載體是甚麼，得到片段以後，總要先行整理，也就是決定觀眾可以看到甚麼。
選片過程及標準
八樓從五湖四海搜羅影像以後，八樓中人先會看片，繼而分眾或集體討論，決定電影節的片目；如沒人強烈反對，片子就可入選。籌委維怡解釋，首兩屆的社運電影節的影像題材五花八門，一眾覺得適合的東西也會放進片目去；而去年和今年（2006）則以主題先行，按照主題選片，一些未能配合當屆主題的片子，或時效性不大的片子，可留待日後。兩種方法都試過兩回，當中的經驗該有參考價值。以主題選片，雖限制了片目，但不能不否認如有主題，獲選影像跟主題會發生關係，或可帶出意想不到的效果。
籌委Benny認為，值得選的片子須帶出事情的經過，能連上香港人事物，並可以帶動放映後的討論等。而另一個理由「不要悶人，要使觀眾提起精神」，則較易引起不同的看法：有人可以接受「沉悶」的片子，有人不。從此引申，維怡認為那可歸因主流媒體的表達方式，令很多香港人——包括社運中人——習慣快速到題的影像，結果或者是，選片時也得考慮陌生影像語言帶來的衝擊。她之後又說，斷裂的、如音樂錄像般拼湊的影像不少，更有需要引入不同種類的影像。
斷裂，一秒二十四格鏡頭可用兩三個影像連成，我因此亦想到「快」。快或者效率，已經，或者是從來都支配每個人的生活。資金要快點回籠。問題要盡快解決。亂事要盡快平息。對手要立刻舉手投降認錯。我們要馬上當家作主。四週的氣氛不盡己意，「欲速則不達」人人曉說但不是人人肯實行，太多理由太多藉口要快，甚至影像亦然：多放一個長鏡頭，就可以教人思維三級跳至「那會使人永不翻身」，快的慾望愈發強烈。
易起其他爭議的片子也可能選進片目。江瓊珠導的《她的反世貿》放進今年社運電影節的「十字架上的自由人」系列，而這部片早前也曾公開放映。看過這部片的觀眾，對片的意見甚為極端，好壞也有。當片子到了選片圈子時，大多數人接受了它，但有意見覺得，片子的表達手法不利影後的後續討論——對於社運電影節來說，映後討論亦是個主要節目。從放映、討論和其他映後活動，參與者可以思考，可以知道更多。
但若片子不方便帶動本地觀眾討論的話，觀眾有可能無緣經社運電影節看到（該可以問八樓借來看吧？）在今年的選片過程中，有一部來自馬來西亞，跟重建有關的片子。片子看到抗爭，看到拍攝者對抗爭者的關懷，但不好教對事件不甚熟悉的外地觀眾明白事件，最後片子也沒放進今年的片目裡。
選片至紀錄片倫理和表達手法
選片，選好片，但「好」片意指為何？「好」究竟是甚麼？如果把行為將「好」字連起，讚賞、支持、效法、推廣、鼓勵等等動作，較常跟「好」字在一起。而「好」片，或合乎紀錄片「好壞」倫理的片，總有其為「好」的理由。
對籌委Benny和維怡來說，好片要的是拍攝者關懷被拍者，維怡進一步說明：「能讓觀眾感受拍攝者想讓被拍者好過些，也感受到拍攝者關心事件中人的命運。」她以去年放過的《Take, The》（Avi Lewis及Naomi Klein導攝，2004）和今年放在「社區自治」系列，較早前公開放映過的《黃幡翻飛處》為例，說兩片的拍攝者也參與和認同在拍攝的事件，而被拍者既知悉拍攝者要把他們的聲音傳出去，也支持拍攝。這些該是拍攝者對被拍者的希望和關懷。
在這前提下，慣見的旁述式紀錄片也可以接受，哪怕這種模式經常跟鞏固主流看法，或集體政治連在一起。《Take, The》的表達手法類近我們慣見的旁述式時事節目，也表達拍攝者和被拍者的政治信念，然而接受它，以至因它而感動落淚，未必只是因為它帶出的想法，也包括拍攝者不會強加自己的想法在被拍者身上，或扭曲後者。是故常見的政治宣傳（或云propaganda）手法，不能因為常常用以宣傳不同意的立場，而馬上排除出去。
一些表達得未臻完美的片子，也可能因同一前提獲選映。維怡認為，從去年社運電影節選映的《Into Air》（Dovar Chen導，2004），可見導演盡力說要說要關心的事，就是台灣加入世貿後，漁農民面對的處境，但其散文式的表達風格，卻未能說明導演對問題了解透徹。
選片後怎樣放映和放映的反應
選了片，下一步就是安排放映。跟本地不少電影節有點不同，社運電影節的放映場地，較多選在八樓（旺角金輪大廈）、大學課室和團體會址，跟其他電影節相似或相同的場地，只有灣仔香港藝術中心的Agnes b電影院。
利用團體的會所放映，是八樓和團體合作搞好社運電影節的其中一環。合作可連結網絡、觀眾，以至資源。去年社運電影節期間，有一場《Take, The》的放映選在職工盟會址的天台，到場者超過七十。而同屆放映的《Mickey Mouse Monopoly》（Chyug Feng Sun及Miguel Picker合導，2001），也引來近百人觀看。今年社運電影節則有兩場於深水埗社區協會的放映，應對方要求，選映的會是本地製作，因預計會較受坊眾歡迎。
片子已選，宣傳會做，但有時放映就是觀眾少，或是滿座皆識。維怡認為，那並非因為紀錄片不討香港觀眾的好，或不吸引香港觀眾，這些說法只是傳說而己。有時入場者多，那可推翻某些議題不為大眾關心，或議題不經報導就沒人理會的前設；但入場者少，或觀眾「圍威喂」，也可有所得著。人少，也可有機會映後細談，成為日後互相支援的好同志；若是「圍威喂」，那也可成為不同背景運動者交流、反思和互勉的場合，大家碰面分享的機會又多了點。
就算是人少，或觀眾席上的陌生臉孔較多，也不見得有問題。只要有人來看，他們或有機會在某一次的活動或行動出現，或會是未來的好朋友，一如種子發芽生根，開花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