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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之下的學術生產

編按:有關中文大學英語化的爭論,除了涉及語言問題之外,更有一個更為宏觀的背境,在香港本地的爭論過程中,至今未被仔細討論。In-Media特別轉載部份在台灣正熱烈展開的關於高教和學術生產問題的爭論,以作本地參照,反思一些本地主流論調。

#本文 摘自陳光興、錢永祥合寫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之下的學術生產>,發表於<反思台灣的(人文及社會)高教學術評鑑研討會>,2004年9月25-26日

In-Media 將分日摘要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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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化的動力及變動的方向 [原文第二部份]#

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全球性冷戰體制快速形成。在東亞地區,為了圍堵社會主義陣營(北韓、中國、北越)勢力的擴張,美國延伸了資本主義世界的反共防線,與各地軍事威權體制合作,將日本、南韓、琉球、台灣等地納入其區域性軍事部署當中。不要忘記,長期的冷戰秩序,並非只是在軍事及國際政治的層次運作;反共親美的力道深入人心,對我們的政治、社會、文化造成深遠的效應,長期流動在我們的思想、身體與欲望當中。在文化上,台灣地區與東亞諸國不同,戰前與美國並沒有太多關係。但是戰後的冷戰結構與國共內戰的延續,加上國民黨政權的親美反日情結,及韓戰後南北韓分裂的確立,快速地使得美國成為台灣唯一主導性的對外關係。根據教育部公佈的統計數字,留學生在1990年以前,80-90%以上是留美的,曾經構成在美國最大的外籍學生群體。如今這個情勢起了變化,但是還有五成出國學生留美。所以,戰後的菁英大部分有過美國讀書生活的經驗,在政治上美國式民主成為台灣主要的想像;除了大眾流行文化的市場被好萊塢所籠罩之外,就連另類的反對文化,都本能地以美國馬首是瞻。總之,戰後台灣的美國化,或是說對於美國的依賴,是總體全面的。台灣的學術生產,是在這樣的格局中納入了美國的系統。然而戰後的美國大學的學術生產,深受冷戰格局所形塑,服務於國家的意識形態。一旦我們處處師法美國,典章、制度乃至於學科分界便都以美國為典範,連教科書的引進,乃至於翻譯,都是來自於美國(精準的說,是冷戰體制下的美國學院)。由於留美學人在知識上深受冷戰體制的洗禮,反共親美成為學院知識生產的基本結構,也就不足為奇。

1980年代末期,蘇聯解體,東歐社會主義政權也相繼瓦解,持續將近半個世紀的世界冷戰體系,於是在歐美地區宣告結束。以美國為主導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動力,快速形成主導性力量,以資本為前導,以自由市場為手段,打通冷戰時期無法進入的疆域。簡單的說,在掃除與其對立的社會主義阻力後,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契機終於出現。從這樣的面向來思考,我們認為全球化意味著冷戰的鬆動,冷戰時期相互隔絕的地區開始發生關係。也正是在這樣大環境的變化中,學術生產方式開始發生巨變。如果說冷戰時期的美國大學及學術生產受制於國家意識形態,那麼90年代以後,支配的力量則逐漸由全球競爭的市場導向所取代。美國加州大學資深講座教授三好將夫在2000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全球財團化的效應最為清晰的巨變,表現在學術生產力的外觀及政策上。課程註冊人數的多少、學位的授與量、博士找到工作的比率均受到高度的控管與監視,就像把這些數字當成是工業統計來看待。學術是用出版量及引文數來丈量計算。更重要的是,處理研究經費及捐款的研發部門,成為大學中最為主要的部份之一」。也就是說,90年代以後的美國大學,開始出現前所未有的專業化現象,背後的基本邏輯,其實就是快速的走向私有化及市場化。在這樣的情勢下,貌似客觀的量化評量表開始出爐,用以丈量學術表現。大學的形象與在社會中的定位也開始快速的變化。比如說,過去的大學校長的選擇,是基於他在學術、眼界與公共清望等方面的成就,現在已經為大公司CEO的形象所取代。他不僅得有能力向企業募款,更需要有經營能力,把大學轉化成生財機制。一旦私有化與市場化的邏輯推到極致,在未來全球暢通無阻的狀況下,教育機構極可能只剩下有名的品牌大學能夠存活。如哈佛大學很可能像麥當勞一樣遍佈全球,以長期建立起來的品牌到處攻城掠地;或是如我們已經看到的現象,各地大學為求生存,與名校進行所謂策略聯盟、相互拉抬,如新加坡國立大學與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遠距合作計畫即為一例。

以美國為核心的新自由主義市場化的走向,不但牽動後進國家,也成為後進國家不斷模仿、跟進的標準。像台灣、新加坡、南韓乃至於中國大陸等地,也在彼此競爭的壓力下,開始把學術生產作成可以量化的指標,歸結到國家總體競爭力來計算,以量化得分多少來實施獎懲。每個學校可以分到多少預算資源,甚至於是否必須退出「市場」,都與此相關。為了在國際上競爭,又提出各種各樣的卓越計畫競標,想要在國際大學的評比中佔一席之地;或將幾個大學聯合起來,加大學校的體積,在國際評量表中取得更多分數。下降到個別研究教學人員,應運而生極為簡化的量化記帳方式,SSCI A&HCI、TSSCI等都是這樣的產物,以一條鞭的量化方式丈量所有的人文社會學科。社會人文等領域,雖然近年正受到所謂後殖民學術典範移轉,以及內在於台灣歷史社會的本土化運動的衝擊,但是台灣的學界適得其反,並沒有展開批判性的討論,反思台灣的知識生產與美國新殖民主義的關係。這個情況之下,一旦學術國際化當令,「美國化」很方便的與「國際化」幾乎劃上等號,也就不難理解。

討論至此,我們可以看到這一波學術生產的變動,主要的動力來自台灣外部,特別是美國學院的變化。不容諱言,90年代以後兩岸競爭互動中,中國大陸投入大量的資源建立重點研究大學,所帶來的競爭壓力等,也有推波助瀾的效應。所以必要的進一步提問是: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運作邏輯,會如何重新定位學術生產,特別是與人文社會學科相關的部份?如果一切以市場、生產力、利潤為依歸,那麼可以想像的是:以前國立大學的經費來自於人民納稅的錢,研究及教學還有相對的自主性,不必以市場為判準,但在私有化過程中,哪些課程選的學生多,哪些學科及哪些個人可以將經費帶入大學,就將成為學術發展的主導性力量。為了爭取企業界的捐助,學術生產被重新定位的一種方式,是成為產業界的研發部門,即R&D。在此條件下,人文社會學科所能扮演的角色則是公私智庫、研考部門,乃至於包裝(packaging)、對於市場潛力的社會文化分析、甚至被迫從屬於商業管理學院的知識典範。原先人文社會學科作為反思性社會進步動力的角色,也就相對地遭到掩沒。類似這樣的走向,是否會成為未來的趨勢,我們不得而知;將本應具有人文反思精神的大學主體,這樣轉化成為配合、附屬於政府及產業的研發客體,學界會如何反省和看待,我們也雅不願猜測。目前我們看到的是,能夠配合大勢的學科(或是學科內部的某一支流),已經欣然配合;不能立即接軌的學科,正在努力地找尋銜接點。反思──尤其是反思知識國家化、知識產業化──的意見,幾乎沒有空間以及正當性發出聲音。於是,政府與少數的學術領導階層,在缺乏深刻分析的情況下,正在透過特定經費的分配方向,替學術工作者調整研究教學方向、越俎代庖地決定整個學術社群的性格以及未來。

這也就牽扯到同樣重要的一連串相互關連的問題: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趨勢下的學術生產中,作為統合社會資源的國家(the state),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在上面描述的情勢之下,國家如何形成總體的基本政策?如何對知識生產重新定位?政策的內容為何?它對學術工作者進行了什麼樣的宣示?這些政策形成的過程,是否有廣大學術社群的共識?這些問題,我們都沒有答案。我們看到的只是眼花撩亂的條文不斷出籠,大方向何在則沒有人說得清楚。跟教改工程一樣,由於學界並沒有機會進行廣泛的討論,結果基層教師不知所措,但是負擔和責任又由他們來承受。更重要的是,這些政策形成之後,透過諸多的行政命令,到底造成了什麼樣多層次的效果?比較立即的效果倒是昭然若揭:以國家經濟發展為名,在產官學可以相互為用的領域當中投入大量的資源,由政府透過諸多獎勵機制主導特定的研究方向,結果在民族國家的架構當中,統合並主導了大學以及研究機構知識生產的方向,至於不具有產官學所定義的「生產力」的知識領域,則慘遭排除到邊緣的地位。

然而,知識生產的民族國家化,或是說國家以「產業競爭力」來主導學術生產,在不同面向上又與政府積極推動的大學市場化∕國際化呈現了曖昧的競爭關係,凸顯出政策並沒有顧及長期的、整套搭配的思考。這個效應,體現在研究及教學兩個不同的層面上。在教學方面,為了國際上的競爭,大學的教學開始指向如何吸引、招收國際學生,以及如何加強學生的英文能力。人文社會學科因而必須調整教學內容,符合外來學生的需求,特別是強調得以英語授課。但是這正好與民族國家重視自身語言文字的基本精神相違背。以台灣當代的顯學台灣文學及台灣史為例,這些相關的課程如果用英文來上課,會是什麼樣的場景?有多少教材已經有英文翻譯?有多少師資能夠以英語授課?(有關語言問題,我們下面會進一步討論。)在研究的層面上,問題在於,國家一方面要求研究直接服務於產官學複合體制中台灣特定的立即需求,但是同時在學術國際化的情勢中,學者提出的問題又必須在既有的國際學術場域中操作,而歐美地區主導的社會及人文學科,所面臨的問題卻與台灣社會並不一致。為了能夠在國際上出版,許多學者所用的分析架構與問題意識,都必須符合歐美地區的要求,反而與產官學的想像大不相同。同時,國際化的另一個操作方式,就是國際研究團隊的形成;可是這類研究團隊得以形成,前提在於具有共同的問題。在社會科學的場域中,這種問題通常會以比較研究的方式來出現。想要以台灣自身面臨的問題為本,來主導研究團隊,那麼就必須投入大量的資源給外籍學者加入研究團隊。但是這也就溢出了民族國家的架構,研究無法被收編到產官學體制當中。

產官學複合體的快速形成,對於人文社會科學的長遠影響,很清楚的是將「研發」及「政策」拱成主導的學術生產方向。這個方向會不會擴大、阻絕人文社會學科自主性的發展,乃至於剝奪整個學術生產的主體性,我們還不能遽做斷言,但是這中間的重重隱憂,又有誰敢否認?

(未完)

陳光興 台灣清華大學亞太/文化研究室
錢永祥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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