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行評鑑體制的效應
<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之下的學術生產>[原文第二部份]
在我們的分析架構中，學術評鑑體制，乃是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運動中，為了刺激、管理學術生產的競爭力而產生的一套機制。在台灣的實踐中，評鑑大致分成幾個層次：
(1) 對各個大學的總體評鑑以及轄下各單位的所系評鑑，
(2) 不同學科與學門的評鑑，
(3) 對於個別學者研究成果的評鑑，而(3)的主要依據則是
(4) 針對學術刊物的評鑑。
我們的討論集中在後二者，特別是近來SSCI與TSSCI體制所引發的爭議。
在我們可以掌握到的有關文獻中，SSCI體制化的共識，可能是在1999年的全國人文社會科學會議中形成的。在會議中扮演極為重要角色的杜正勝教授，在〈全國人文與社會科學之學術及教學評鑑〉一文中，統合各個學門的意見，概括出了以下幾點原則：
綜合評估、評論以及學者公開或私下的意見，我們發現人文社會科學普遍認為研究與教學有定期評鑑的必要，唯須要建立客觀的評鑑標準，才有公信力，這是一點。其次，學術研究與高等教育的人才培育，尤其是研究所階段，應該具有高度的連貫性，故研究機關與大學研究所應相互為用，密切合作。第三，上述的評估與評論多認為大家所熟悉的學門分類已不能適應新的需求，故積極呼籲科技整合，鼓勵具有前瞻性的創新領域。對於人文社會學科的生態，我想要提出一個共同現象是，我們太勤於學習西方的理論，而忽略生產理論的知識基礎；長期以來，我們人文社會科學界的知識領域太狹窄，太地方化（localize），缺乏普世的或「帝國的」格局。
以上述原則為根據，杜先生提出了具體的評鑑建議。在出版的部份，
評比期刊與專書，以期能進入SSCI與AHCI。……現在的學術著作主要分為期刊論文、出版專書和會議論文三類，其重要性各學門或有不同，但盱衡實際狀況，應以期刊論文做為檢定學術品質最主要的依據。因為夠水準的期刊大抵已經確立審稿的觀念，差別只在執行之徹底與否而已，專書出版的審查要求與尺度，目前我們出版界還沒有基本的規範，至於會議論文，由於國內外學術會議相當頻繁，該列入最後的考核依據。有了這三級等次，學術秩序才比較容易明確化。
於是，因為專書審查制度尚未確立，期刊高於專書的優先地位就此確定。在期刊部份，杜先生指出，
近來人文社會科學期刊為呈現其國際化的程度，多有加入社會科學徵引引得（SSCI）者，這是值得鼓勵的。不過，「社會科學徵引引得」主要為英文著作而設，根本之道我們應該仿效他們的辦法，籌辦以中文為主體的「人文與社會科學徵引引得」，或者人文學與社會科學分開辦理。
於是，TSSCI的制度開始誕生。由於杜先生的建議，主要涉及(1)排斥專書與(2)評鑑期刊兩個部份，我們也將分為兩個部份檢討。
(1) 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大勢之下，學術書的出版正因為快速市場化而日漸緊縮，乃是明確的事實。但我們要指出，所謂專書的位階低於期刊論文的「共識」，其實反映著這個事實、甚至乃是該一事實的產物，與審查制度是否有效毫無關係。以全球為範圍觀察，一方面，以往學術書出版的根本邏輯，在於觀點及研究的品質及創新性。具有世界性深遠影響力的重要人文與社會科學著作，絕大多數都是專書。但是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新秩序中，書的出版不只是以學術價值為主要判準，而在於是否有市場。相對而言，期刊開始崛起，其中的一個重要道理就是，學術期刊大都由圖書館訂閱，是事先付費，出版公司較沒有投資的風險，利潤也遠高於圖書出版。因此，在人文社會學科中，認為期刊高於專書的看法，基本上反映著市場邏輯。但是在另一方面，即使在當前寬廣的全球學術發展的脈絡中，學術書籍的重要價值也並沒有減低。不僅學者仍以撰寫專書為體系地呈現學術工作成果的模式，學術問題也仍以專書為較為完整的處理單位，學術界更很少有人敢於貶低專書的價值。例如，在世界各地許多重點大學的人文科系中，專書的出版仍然是助理教授升等為副教授的門檻。杜正勝先生忽視這些更根本的考慮，卻以客觀評審機制尚未建立為理由，來貶抑專書的價值，這樣的論點是很難站得住腳的。一本學術專書是否具有學術價值，其實學界從來就自有公斷。舉例而言，民國以來的史學著作汗牛充棟，雖然均未曾通過任何的審查機制，史學界對於其間的高下良莠豈沒有公論？台灣目前誠然還缺乏較為完備、客觀的量化計分標準，但是由此得出的結論不是去設法建立這種標準，卻是遷就現實，貶低專書的重要性，其間的邏輯恐怕並不合理。
(2) 有關期刊引文索引這套設計應該如何評價，將由其他的同仁提供更為細緻的分析，本文不涉及操作機制內在性的討論，而只集中分析它的外部效果。首先，美國公司Thomson ISI所提供的服務是針對英文出版品的，並沒有包括世界其他重要國際語言，如西班牙文、中文、馬來文、阿拉伯文、法文，遑論其他國家語言，如德文、日文、韓文等。後進國家的學術行政體系，為了做事方便，在找不到更好統計指標的情況下，以SSCI及A&HCI作為參考，或許可以理解。但是我們認為，學界要正視如此以偏概全的不良後果，特別是Thomson ISI的引文系統的目的，原本是在提供服務；它涵蓋或是排除刊物的理由，並不過問是否具有學術權威。所以，連ISI生產地的美國的學術界，都不會以研究人員是否是在SSCI及A&HCI涵蓋的刊物上發表為評價標準，充其量只是以被引用次數，來間接證明研究受到重視的程度。根據我們的理解，許多人文社會的學科，會特別重視它的研究人員可以用其他語言在非英語的重要刊物上發表論文。例如研究中國思想的研究者，如果能夠用中文在大陸或是台灣的思想研究刊物發表論文，會被尊重地視為國際化的表現，而這樣的機制，在台灣的學術行政設計中，卻無法看到。即如台灣有相當多的學者留日，有能力用日文發表著作，但是他們卻沒有獲得應有的鼓勵，反而削足適履，被要求以SSCI的英文刊物為發表場所，才能算是國際化。
大致言之，SSCI決定論，造成了以下並非原意所在的意外效果：
(1) 用英文出版比用中文及其他語言出版來得重要：因為工作上的安全感，及升遷上的保證，（新進）研究人員被迫盡量用英文發表，不要用中文在本地刊物發表，或是其他非英語的重要刊物發表。在ISI刊物發表論文就等於是增強國力的簡單看法，嚴重扭曲學術自主的發展，更使得多元國際化的契機無法出現。台灣的（公費）留學生中，有一定的比例是到非英語系的國家求學，這是任何一個國家攝取多元文化資源的重要管道。但是學術英語化的制度性安排，不但對這些學者不公平，並且有可能在未來降低留學生到非英語地區深造的意願，也就減弱了台灣學界多元的生機。
(2) 為了在英語刊物上發表，以在地為根本關切的議題，結果無法成為研究的焦點。諸多人文社會研究的問題意識，本來必須具有強大明確的歷史脈絡感，如今卻要遭到去脈絡化，或是被淡化隱藏。同時，若是研究者必須以英語世界所熟悉的理論架構及語言來換取出版的可能性，那麼長遠來看，既然社會、政治、文化及歷史的脈絡和關切逐漸掏空，人文社會科學的出版將越來越像自然科學一樣趨於一元。這與近來世界學術潮流強調多元異質的走向，顯然背道而馳。
(3) SSCI與A&HCI的機制，製造了學術社群中非學術性的新等級關係。有能力以英文書寫、在ISI刊物中發表論文的學者，被認為是高於──雖然在甚麼與學術有關、與論文內容有關的意義上「高」，始終沒有人說得清楚──用本土語言寫作的學者。這個機制，在效果上打擊到了本土訓練出來的學者，特別是文史哲人文學科。如果大家已有共識，英語的確高於一切，那麼就得另有配套的措施存在，例如中文系得有足夠的師資用英文授課及指導論文，國家也要先提供大筆的經費，將所有中文系的課本譯成高品質的英文；同時，最快速的方式，就是理應取消人文社會學科的國內碩士及博士班，讓有心取得高學位者，全部去英語世界進修，不必留在國內蹉跎。我們推出這麼荒唐的結論，是要提醒制度的規劃者看到制度的運轉邏輯本身多麼荒唐。它所造成的廣泛效應，會破壞學界長期的積累。獨尊英語的效應之一，是在否定台灣戰後逐步搭建起來的高等研究所教育。在台灣用中文訓練出來高級研究人才之後，要強迫他們用英文發表，跟留學英美以及英美的學者競爭，這不是在自我否定嗎？
(4) 為了彌補英語化配套機制的不足，於是特別設計出了一套TSSCI彌補。但是它在成形之後，與當初杜正勝先生的提案，又有很大的出入。杜先生曾建議索引「以中文」為主體，但TSSCI排除了中國大陸的CSSCI （Chinese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縮小範圍於台灣一隅。另一方面，最令人稱奇不置的，莫過於TSSCI的實際做法不啻移花接木，背離SSCI原本作為「引文索引」（citation index）的宗旨和作用，在台灣變成了一套「期刊評比」的機制：不能進入TSSCI的期刊上發表論文，不能計點。期刊能評比嗎？技術上或許可能。但是，學界對於刊物的評價，跟專書一樣，不同的學門及專業，自有公議，不宜透過學術行政體制來排比規訓，以主要涉及編務行政的形式主義計算點數，徒然在學界造成極為惡質的傾軋鬥爭。有權力參與評比委員會的學者，往往都是學術體制已經掌握權威的台面人物，他們往往會從自身所屬學科的主流視野出發，排擠非主流的學術傾向，反對跨學科的期刊，也會以其力量所及，來阻擋具有創造力的、正在興起的批判性刊物。不要忘了，這類刊物往往才是學術典範移轉的先鋒，也是開啟學科對話與越界活水的契機。
(5) TSSCI評鑑制度的現行做法，最後嚴重傷害了跨學科的科際整合研究。正是在國科會的1999年「全國人文社會科學會議」中，杜正勝先生徵引會前會以及學界的綜合意見，確立科際整合以及鼓勵創新領域的原則。國科會人文處為了鼓勵跨領域的研究，先後成立性別研究、宗教研究，以及文化研究等次學門，後來又成立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人文學研究中心，似乎都旨在積極支持國際的大趨勢，發展跨學門科際整合的新研究路線。但是，到了實踐層次，例如研究計畫及刊物評比，卻出現了學門純粹主義的極端走向，至今不但沒有發展出跨學門的獨立範疇，而學門本位主義的操作方式，效果上也等於是在壓制跨領域的知識生產。以TSSCI為例，由於各學門競相爭取本學門的正統刊物上榜，註定要堅壁清野，排擠血統不夠純正的刊物，跨學門的學術刊物首當其衝，又缺乏「學門」山頭的高寨深壕為據，自然名落孫山。這個問題，迄今未見到TSSCI執行單位的解決構想。
這些有關索引體制的問題，可以聚焦到一個問題上來討論：我們到底是活在一個單一的、英語的新殖民世界，還是在多元文化、承認異質的後殖民世界？全球化是否只是意味著美國化，不計後果地剷除、遺忘所有非英語的文化？這不只是值得辯論的規範性問題，也是一個有關現實自我界定的分析性問題。中文事實上是一種國際語言：它不僅在中、港、台、澳門使用，也在新加坡、馬來西亞、以及美洲、歐洲、非洲各地相當龐大的華人社會中使用。只是因為美國一家公司ISI的引文系統無法處理中文，於是中文就變成不是國際語言，中文之間的互動就不算是國際化？許多待在英語世界的華人學者，尤其是人文與歷史學者，都還持續用中文寫作，就是因為他們深知，自己的觀點與意見，只有在中文世界才擁有龐大的讀者群、才觸及活生生火辣辣的議題，而用英文書寫，反而只供少數的專業人士閱讀。我們要強調，目前台灣學術體制獨尊英文的情勢，確實反映出了對於中文作為國際語言的自貶身價。我們相信，在全球情勢的變化中，中文不但不會消失，反而會越來越形重要。我們絲毫不反對學者以自己中意的外國文字寫作發表，但是當前學術界以體制的力量貶抑中文的做法，確實值得商榷。
因此，我們提出以下的觀點：
(1) ISI事實上是商業機制，並不具有學術權威，卻被台灣現行學術體制援引，當成幾乎是唯一的學術權威，來丈量學者的學術表現。出現這個詭譎的現象，一個不難猜測的原因在於，學術官僚體系多由理工科學者掌握，學官們往往受過理工學科的訓練，認為學術議題、學術邏輯乃是一元而普世一致的，任何討論都可以用簡單的英文表達，所以所有的人都該可以用英文來發表論文，也就不加思考的認定ISI引文體系的學術權威，接受它成為評鑑的標準。我們擔心的是，如此一來，非英語的學術生機將面臨空前的危機，新全球化秩序中所強調的文化異質多元性將被消滅。
(2) 學術的表現需要評鑑機制來鑑定，俾使學術更為進步，我們絕對贊同支持。但是不同的學術領域在學術評價上長期形成的共識，應該受到尊重。例如有些學門中，專書轉較期刊來得重要；不同的學門及專業，對不同性質與宗旨的期刊，也會有多標準的認定，不宜由SSCI或是TSSCI這種單一標準來簡單粗暴地涵蓋。換言之，我們不應該用一個單一的機制，套在所有的學門身上，不僅摧毀了學術的發展可能，也會斲傷知識體系應有的多樣性。我們認為，TSSCI的目的，是做為服務學術社群的資料庫之需要而存在，所以應該盡可能納入有學術價值的刊物，但是它應該與期刊評比的機制分離。同時，期刊評比的獎勵應該鼓勵、扶持非機構性、具有開創性刊物的獨立出版，如此一來台灣學界才會更有活力。
(3) 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時代裡，美國的學術制度與實踐，不是能夠適用於所有的地方的。它的體積規模，它的龐大資源，都不是台灣可以模仿的。如果要將美國的學術體制套在台灣的學術社群上，就必須先創造美國式的客觀條件，而不是邯鄲學步跟著美國走。我們同時需要認識到，英語世界之外，尚有其他許多語言及知識傳統，值得我們高度的尊重。這個世界如果真的只剩下英文一種語言、一種學術傳統，那會是一個乏味、貧瘠的世界。更重要的是，我們不必更不能妄自菲薄，忘記中文是具有歷史傳承的重要國際語言。
陳光興 台灣清華大學亞太／文化研究室
錢永祥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