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那邊廂大家為天星碼頭是否有價值辯得滿目瘡痍死傷慘重，不如看看其他地方，如何把政策法例和居民意見揉合成一個有人文關懷的地標保護機制。法例不是死的，夠不夠五十年，有沒有死過總統，不是不重要；但只看這方面，也太蔑視自己曾經過的生活了。而且，多少人集體生活／活動過的環境，可不是由一個人說沒價值就說了算的。
另，文章由作者授權全文轉載
文：黃世澤香港時事評論員，曾任香港商業電台研究員，以及香港中文大學政治及行政學系兼任講師
作為一個關注香港城市發展，住了這個城市廿八年的老居民，近年聽聞的城市地標被拆事件愈來愈俗不可耐，由灣仔街市、中環街市，到囍帖街（利東街），到近日新亞書院桂林街遺址，以及中環天星碼頭，一宗比一宗更不堪入目。你簡直感到，這個城市的歷史快要被連根拔起。
總是等不及「古蹟」的護罩
在四十多年前，紐約人乍然發現賓夕凡尼亞火車站（Pennsylvania Station）被拆掉，不得不設法把紐約人（New Yorker）的生活和歷史點滴挽救起來一樣。香港人也要想辦法，將天星碼頭、利東街、錢穆奮鬥過的新亞書院遺址由被拆除的命運救出來一樣。而紐約人這四十年的經驗，見諸於紐約市的《地標保護法》（Landmark Preservation Law）及地標保護委員會（Landmark PreservationCommission）。如果香港要與紐約看齊，他們的經驗無疑值得參考。
古蹟是肯定要有長久的歷史，或涉及重大歷史事件才能稱為古蹟，例如曾經與革命有關的單幢建築物等，這定義有一個很大漏洞，那就是一些帶着人們集體記憶的建築物，例如天星碼頭，新亞書院桂林街遺址，等不到成為法定古蹟就被拆掉，對香港這種戰後才發展的城市，發展商和政府不斷巧立名目進行市區重建，很快整個城市什麼記憶也沒有。另一方面，有些民俗保護是《古物及古蹟條例》難以涵蓋，好像利東街，那些建築物是戰後建立，建築物本身亦無甚特色，不過整條利東街賣囍帖，卻是香港的獨有文化，而且這種喜帖文化，在文化大革命後的中國其實接近失傳，極需要保護。而利東街的商戶各散東西之後，其實整條街已經死了一半。
地標也沒有單純以建築特色來保護這樣狹義，像灣仔街市，你還可以說這是香港碩果僅存的包豪斯建築，非保護不可。但天星碼頭，這碼頭的設計過於實用，表面來看與一般建築物沒啥分別，很容易被政府的花言巧語下說服市民拆掉。但其實，天星碼頭涉及六六年暴動、很多人去天星碼頭買外國書刊，甚至以人力車接載遊客等集體記憶，或皇后碼頭是歷任港督抵岸的地點等記憶，才是要點所在。同樣地，尖沙嘴天星碼頭的五支旗杆，在紐約是符合地標保護的定義，試問香港誰沒有在五支旗杆等過人或餵過白鴿？而紐約的《地標保護法》，很大程度上修訂了這些漏洞，根據《地標保護法》，除了個別建築物外，公園、個別建築物內有價值的一些景觀，例如大廈大堂，甚至整條街，只要滿了三十年，就可以向執行《地標保護法》的地標保護委員會申請列入保護。在經過聽證、諮詢後，地標保護委員會再向市政府提出建議，市議會再決定是否讓申請獲得通過。一旦通過，物業的業主就不能隨便亂動地標的建築。但與此同時，地標保護委員會亦會協助業主，如何利用地標的文化資產，提升物業價值。
法例適用於香港地標保護法當然有一定的野心，事實上地標保護法的出現，令任何一個人，可以透過紐約市大大小小的兩萬三千個地標，看到紐約如何由一個小商港，變成在世界上舉足輕重的金融中心。這些地標看似沒作用，但事實上，這除了是紐約市的旅遊資源，也是凝聚紐約人力量的來源。阿蓋達用民航客機把世貿摧毁，都沒有摧毁紐約人的鬥志，靠就是紐約人這身分以及自豪感，令這個城市受到史無前例的恐怖襲擊，也可以屹立於世界。
而由香港歷史的角度來看，地標保護法對香港是更為實在的。首先，香港是一個新興的移民城市，話雖香港在一八四一年開埠，但實際上，香港大多數居民，都是一九四九年中國政權易手後，逃難到香港的難民後代。很多地標都是戰後的產物，而現時古物古蹟的保護方向，主要是搶救在二次大戰後僅存的建築物，換言之，很多香港的集體記憶事實上是未受保護的。而筆者很奇怪的是，由力主保護利東街的社運分子，到這次大力要求保護天星碼頭的思路網絡，都沒有想到爭取香港訂立類似紐約的地標保護法，令香港這個金融中心，變得更名實相符。
捍衛民俗性質地標另一方面，香港有不少地標，其實是具民俗性質，多於歷史性質，例如榕樹頭、鵝頸橋下打小人、利東街、賣電子產品的鴨寮街，旺角的波鞋街 ，這些地標不是一個建築物，而是香港這個難民社會，有批人固定為某件事聚於某一處，由於聚集的時間夠長，由一般的香港市民，到內地自由行遊客，想到某件事就會去那個地方，久而久之這樣才成為需要保護。如果仍然依靠狹義得很的古物古蹟條例，五十年後都不見得會受保護。由於紐約人是很重視本身的身分，加上紐約的文化氣氛，亦比香港好太多，所以一九六三年賓夕凡尼亞火車站被拆後，在一九六五年就通過了《地標保護法》。但在中央車站的存廢上，紐約市政府仍然要與賓夕凡尼亞火車公司對簿公堂，在一九七八年最高法院的判決上，才確立地標保護法的法律地位。
在香港要爭取《地標保護法》，可能是更漫長的鬥爭，香港人的集體記憶意識是比以往深厚，大家看香港人在傳媒未有高調宣傳下，爭先恐後去中環天星碼頭告別，甚至在碼頭關閉後仍然拿相機去影相，自發去搶救歷史便可知一二。
在香港的官商勾結相當嚴重，而香港的地產商是缺乏歷史觀，連天星碼頭的母公司九龍倉，都沒有爭取保留舊天星碼頭作為購物商場，如果想到以歷史為理由，保留舊天星碼頭做特色商場，九倉忽然間有個可以與海港城相輝映的高級商場樓面也不好用，這可以想到香港地產商見識何等低。對着這樣沒有見識的地產商，怎期望他們支持地標保護法呢？
但如果保護利東街、新亞書院遺址，以至天星碼頭的力量，都聚在地標保護法的旗幟下，這是有前途的全民運動，一如香港獨有的保護海港運動一樣。這要看香港的社運界、文化界，能否在運動的方向上加以創新和深化。
原刊：2006年11月16日明報世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