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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規劃何時解殖?再論中環價值(全文版)

按:這篇文章今天刊載在明報論壇版,出街的版本是減了一些字數的版本,這裡全文上載。

自喜帖街坐落的H15重建區宣佈重建之日起,老灣仔舊城區一班街坊便開始爭取保存社區的運動,路已經踏入第三十八個月了。她們向城規會提出的「民間重建方案」建議:翻修源自五、六十年代、風格平行一致的橫排唐樓,保存社區網絡及本土喜帖行業,並鼓勵被迫出走的居民回遷,延續生氣勃勃的既存庶民生活。然而,負責灣仔重建的市建局卻視若無睹。

直至近日,市建局終於交出了喜帖街的《官方發展計劃》,這個計劃承諾「恢復小區風貌」(詳見2006年11月17日 明報A6版)。這次計劃不像朗豪坊、裕民坊過去那一種巨型商場式發展,轉以興建四層高商場與購物街,這彷彿算是「小區風貌」的一種,達到了「小」的意義吧。然而,相較於上述的「民間重建方案」,它怎說也不是對本土社區生活的保存和延續,所謂的「恢復」根本無從說起,這不過是一個社區缺席的「小區」方案罷了。

一言蔽之,市建局寧可多添一條抽空離地的商場購物街,也不願回頭重視那些本土社群的生活方式,這正是官方和民間之間無可化約的距離:本地居民重視的東西似始終無法從這種由上而下的城市規劃中得到反映。

從利東街說起

喜帖街一役清楚的說出:香港的土地規劃(land-use planning)絕非無涉價值的行政決定,「規劃」也不該再像殖民地年頭般被視作現代化管治精英說了算的事情,本地人必須參與其事,否則社區便告面目全非。如龍應台所指出,今日城市規劃所表現出的問題,是中環價值主導香港的後遺;而保存自己的社區也許就是她說的「把殖民者丟到垃圾堆裡的祖母的日記找回來,從新,一字一句地辨認」。然而,什麽是中環價值?它和殖民主義有什麽關係?它又怎樣型塑了香港人的城市規劃和都會想像?討論中環價值之前,不妨先看看中環的歷史。

中環—一幅殖民圖像

說來奇怪,中環海旁高聳入雲的一排巨樓商廈這幅圖像,一直被廣泛的用作呈現香港,彷彿英國殖民者來港開發中環海旁之前,或中環海旁之外的香港是不存在、欠缺 價值的。然而,今日的中環是十九世紀才發展出來的殖民都市,有些時候,它在歷史書上會被「淡淡然」的描寫成「猶如英式的小鎮」,明言著和香港的本土風貌格格不入。其實,那時香港、九龍及新界有不少漁村、作物多樣的農地、圍村、廣柔青蔥的綠地和九龍城寨等,中環不過是香港的其中一小部份,今天亦然。

然而,這個位於港島北的中環,最初是按照英國殖民者的遠東貿易利益而被規劃籌建的,建設的重點包括碼頭、貨倉、酒店、及教堂、洋人俱樂部(跑馬地),這與香港島內十多、二十條原居民的村落恍如隔世。中環的冒起標誌著對本土的遺忘,甚至抹殺。

容我把時針倒撥至1844年1月22日的一次收地事件。根據歷史學者何佩然《地換山移》一書所說,位 於香港島的維多利亞城當時實施著華洋分治,港英政府為了保障歐洲商人的利益而控制本地人的活動,如禁止他們涉足中環一帶的商業中心,並設下華人活動區,在 那裡華人才給容許搭建房屋。然而,由於歐洲投資者愈來愈多,中環的商用空間遂日見飽和,殖民地政府於是遷拆重建靠近中環的一處華人社區(包括今日的歌賦街),將土地重新拍賣給歐洲商人,中環價值通過土地規劃往該處延伸,替來自歐洲英國的大商人服務。

我想說的是,中環價值代表的不單純是對金融地產等大企業的頂禮膜拜,至少在歷史上,它同時是不諳風土語言的殖民者對本地居民的一種慣性遺忘,是一套為急功近利的歐洲商人服務的發展模式,縱然它今天好像成了香港人世界觀的一部份,繼續橫徵暴斂,化身成今天的都會計劃(Metroplan)。

市區重建的殖民嫌疑

大概二十年前,香港的規劃重點便從新界的新市鎮計劃(town planning)調 較回香港島與九龍市區的都會計劃,通過海港填海和市區重建進一步將香港中環化,此之謂「回到海港策略」。現在我們看見市建局通過遷拆 舊區街道的小商舖、地攤市集及居住多了的唐樓,來轉而興建大商場、巨型綜辦商廈及新落成的高級私人住宅,凡此種種正是都會計劃的產物。換句話,那些在香港 舊城區生活多年的既存社群,在這個「回到海港」的發展策略的新都會想像裡頭根本沒有任何位置,即使有,也不過是將人迫走後保留一幢半幢假古董建築物來供奉悼念的那種位置。

這又是一種抹殺與遺忘。今日有關喜帖街的爭論就是這種殖民式規劃的癥兆:將舊區居民及其生活方式清洗掉,並引入高級商業投資者建巨廈商場。這使我想起文化批評家德利克(Arif Dirlik)的一段關於殖民主義的話:在最基本的意義上,殖民主義即是外來者從「以不同方法使用空間(包括營生)的人」手裡奪走這些空間,並將之用於脫 離社群需要的構想和功利目的。按照德利克的說法,當年英國人做的,今天由市建局繼承,又或是說:城市規劃及市區重建就根本地帶有很大的殖民主義嫌疑。事實上,舊區居民小本營生的空間被人搶奪了。根據中文大學人類學副教授呂烈丹2006年在利東街最新做的調查顯示,一些喜帖舖在被迫遷入新區而失去成行成街的優良營商環境之後,生意額就大跌二至八成不等,部份甚至被迫結業。簡單說,今天土地規劃服務的不再是歐洲商人,而是替換成遷拆重建後搬進灣仔的那些掛個洋名字的跨國名店或大地產商,本土仍然遺失在規劃的視線範圍之內。

新舊之外,這是殖民本土之爭

常言道:舊的不去,新的不來。然而,重建後簇新的高尚住宅區和購物廣場一點也不「新」,從八十年代興建的新城市廣場開始,今天遍佈香港火車鐵路沿線的都是這類建築物;另一方面,舊城區的人物活動仍然十分活躍:利東街的喜帖業經濟一向十分穩健,國際知名;老街坊為了保衛深厚的社區網絡而站出來;很多不在那裡居住的香港人也視之為本土特色而反對清拆,可見她並非「落伍過時」。因此,今天有關市區重建的爭論與其說是一場新舊之爭,倒不如說是殖民與本土之辨。所謂本土,其實是由生活在這地方的社群共同發掘和界定出來的。無論是喜帖街、天星碼頭保存運動的支持者,她們心目中用來呈現香港的圖像已不再是中區海旁,而是植根於二元一程的舊碼頭及天星小輪、社區網絡綿密的舊社區及小本經營的印帖業等日常生活的畫面,她們因而會常常說出「拆掉碼頭(也可能是喜帖街)香港就不再是香港」之類的話。

2006年12月6日,喜帖街的《民間重建方案》將會在城規會的上訴委員會作出審結。也許,脫離殖民地已第九年的香港,擺在這些委員面前是這樣的一道提問:官爺們,你還會像殖民時代一樣對本土盲目嗎?你看見中環以外的香港嗎?

圖片說明:2006年2月一次在廈門街的街頭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