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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社會論壇特刊〕包、迪:跨境社會運動硬撼中國勞工剝削——訪大學師生監察無良企業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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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整理:包、迪  特刊足本

當我們關注中國勞工運動時,很自然會聯想到勞工如何被剝削、工作及居住環境差、工傷亦得不到合理賠償等問題。大學師生監察無良企業行動﹝英文簡稱SACOM﹞的幹事阿龍和vivien接受訪問時,則嘗試向我們展現一幅宏觀的圖象──要真的幫到中國勞工,「不單止要為工人爭取資源,也要替廠商爭資源」。面對大企業的跨境採購策略,我們需要的是一場跨境社會運動。

採購策略嚴苛 廠商「餓狗搶屎」

要解釋為何中國廠商如此習慣剝削工人﹝參考sacom我要乾淨電腦報告﹞,先要追上一步,看廠商的客人──walmart、dell等跨國品牌企業如何落單。阿龍表示,品牌企業的採購行為直接導致工人剝削,而近年企業為了進一步提高利潤比率,採購方式愈來愈嚴苛,令廠商陷入猶如「餓狗搶屎」的窘境。這些採購趨勢包括:

價低者得:為了減低成本,跨國品牌企業會以價低者得的原則去選擇與那所工廠合作,這令工廠間競爭劇烈。工廠為了訂單,只好降低自己的利潤,甚至不惜以低於成本價的價錢向跨國品牌企業提供貨品。

零庫存概念:因為倉租成本高,品牌企業會減少貨倉數目以減低開支,並要求工廠在接訂單後的短時間完成工作,變相將倉租成本轉嫁到廠商身上。舉例,麥當勞已沒有貨倉放食物原料,貨倉只用來貯存「開心樂園餐」的玩具。

及時生產﹝Stock in time﹞:及時生產和零庫存概念一樣,都是盡量減低品牌企業積存貨品的數目,因此向工廠落訂單變得愈來愈急,而且訂貨額亦愈來愈少。由於購入貨品不多,品牌企業容易將貨物賣清,減低滯銷風險。

高貨物流通率(high turnover rate):品牌企業要求貨物流通率愈高愈好,新款式愈出愈密,這種趨勢以電子產品最明顯。手機明明是耐用品,但品牌企業將手機變成要月月轉換的時裝。

不單工人 整條生產線都被壓榨

由品牌企業的採購策略再推上一步,我們再看兩點。一是品牌企業在股票市場上面對的盈利壓力愈來愈大,股民不單要求品牌企業每年有盈利,而且盈利要不斷增長,否則股價就上不去,企業CEO也分分鐘「人頭落地」。本來品牌企業盈利年年上升,按道理替品牌做生產的工廠廠商甚至工人都應可受惠,但事實偏偏不是這樣。在「知識型經濟」的旗幟下,台灣宏碁集團創辦人施振榮提出的「微笑曲線」被視為真理。這條描述企業生產和回報關係的「微笑曲線」旨在說明,對於企業來說,上游的技術開發和專利技術和最下游的宣傳,行銷管道、售後服務等能獲得最高利潤,而中游的組裝生產部份則獲利最少。因此,這些跨國品牌企業一來大都將生產線外判到低工資地區,二來是當企業需要減少開支以增加盈利時,位處「微笑曲線」低谷的生產部分永遠是削減開支的主要對象﹝另一邊廂則多請銷售員及開發人員﹞。

SACOM在零六年十一月發表的《電腦工業的中國勞工條件調查報告》中,以很具體的數字來說明微笑曲線的兩端和谷底的差距:

「品牌公司有很大的動力在全球找尋生產的最低價,透過生產外判,品牌公司可以省回75%的勞動成本;根據統計,2004年全中國『規模以上』的6638家通訊設備、電腦及其它電子設備工業單位﹝從業人員全年平均333.4萬﹞總盈利為821.87億人民幣﹝約93.12億美元﹞,平均每個單位盈利0.124億人民幣﹝約0.014億美元﹞;而電腦的品牌公司,單單DELL﹝從業人員4.6萬人﹞一家在2004年的純收入已達26億4千500萬美元。一家電腦品牌公司的盈利,已經超過整個中國六千多家工廠的四分之一﹝注意中國的盈利數字已包括了通訊設備及其它電子設備,所以單單電腦生產的盈利數字應該遠比以上的93.12億美元低﹞;如果我們以每個僱員的平均盈利能力計算,DELL的僱員是中國工廠僱員的205.9倍﹝每個DELL的僱員平均為企業盈利57,500美元,而中國的僱員則平均為工廠盈利279.3美元,這個算法只以公司盈利計算,並未計算兩地工資的差異﹞,上述例子正好說明品牌公司往往佔著生產鏈微笑曲線的首尾兩端,生產商﹝或生產國家﹞往往處於最低的獲利位置。」﹝報告書第三頁﹞

上引的數字代表什麼呢?即是說,就算老闆是聖人,把賺回來的錢都分給工人,每個工人的每月工資都只會增加大約一百八十六人民幣。廠商的邊際利潤少到這種地步,根本缺乏資源改善工人的情況──增加薪水、更換過時殘舊機器更換、改善工作環境和改善食宿環境等。因此可以說,不單是工人受到剝削,整個生產部分都受到擠壓。在這樣一種恐怖的利潤結構下,工人的境況根本沒有改善的空間。

新的跨境社會運動

阿龍和vivien表示,為發展中國家爭取權益的全球運動,以往都集中在歐美。多年爭取的成果之一,是企業社會責任(CSR)的概念愈來愈流行。在歐洲,CSR已成為主流,如果一間企業沒有說明已考慮CSR和採取具體措施,消費者便不會光顧。但由於運動的核心集中在歐美,和工人的距離相當遠,因此運動成果往往不能落實到工人的層次,難以轉化成「發展中國家工人充權運動」的力量。

這種理想和現實的落差可以以CSR的實踐來說明。自從CSR愈來愈流行後,已成為增加盈利的公關手段,甚至有部份企業將CSR的成本轉嫁到生產部分。阿龍引述一名本地玩具商表示,曾向玩具品牌公司提出,如果要做到CSR的要求,必須多付14%廠價,但品牌公司拒絕,事情就此不了了之。

單向、遙距、以歐美為中心的消費者運動有改善的空間,而SACOM認為,各地的行動者需要更好地連結起來,組成「新的跨境社會運動」﹝New Trans-local Social Movement﹞,從不同的位置和角度,分別向跨國品牌公司、大貿易商和供應廠商施壓,將以歐美為主的消費者運動與發展中國家的工人充權運動連結。

SACOM正是希望充當兩邊運動的橋樑。vivien表示:「獵奇行動(1)和SACOM都是嘗試,希望多講香港在整個生產過程中的角色。香港屬於發達地區,既鄰近廠地,又有份做採購......我們希望作為中介,一方面結連西方消費者運動﹝跨國品牌企業最驚,因為西方人是大客仔﹞,一方面和內地的組織合作﹝譬如工人中心﹞,協助工人充權。」這亦是前言所說的,跨境社會運動是一邊透過消費者運動,改變微笑曲線利潤結構,從而「增加對廠商的資源」;另一邊則是替工人爭取資源。因此,SACOM在公布企業的黑材料時,想的不單是向該企業施壓,要他們履行企業社會責任,而是希望工人及其他人明白勞工遭到何等不公平對待,清楚勞工權益及懂得爭取合理的工作條件和權利。

那以中國內地而言,兩端運動目前的情況如何?

阿龍表示,如果有心尋找,與中國勞工情況有關的資訊其實十分多,亦反映中國的勞工運動愈來愈活躍,協助的單位包括非政府組織、工人服務中心和法律義工等等。另一方面,勞工運動的消息封鎖亦放鬆了很多,內地媒體都很積極地報道各地工人維權事件,一年見報的也有三千多宗﹝SACOM幹事到國內工人中心和工人傾談時,發現工人們大部分都有參與維權行動的經驗﹞。透過行政訴訟來爭取工人權利的例子更不計其數,阿龍隨手翻出一些剪報:標題有「重慶83名工人狀告市總工會」、「石油工人維權勝利獲賠償」、「去年勞動爭議案件總量繼續增長、廣東省零四年四點二萬件」等等。

相對於國內愈來愈積極的維權勢頭,阿龍認為國外向品牌跨國公司施壓的運動反而做得不夠好。比較新的例子包括:歐洲電子業聯盟,要求企業提供合理的生產時間及價錢給工廠;印度工會建議零售價和生產成本掛鈎,成衣零售價要保證有一定百分比預留給工人;社會責任投資,鼓勵人選擇「良心基金」及股票去投資,等等。在國內,這類型的消費者運動亦陸續在大城市裏出現,像深圳便曾有人發起「不買樓運動」。SACOM相信,隨着中國內地的消費市場變得愈來愈龐大(2),內地絕對有條件成為消費者運動基地,直接要求品牌企業改善中國勞工的待遇。當然,在見錢眼開的金融市場裏,嘗試以「市場力量」去改變跨國品牌企業的行為,特別是關乎盈利結構﹝微笑曲線﹞的更動,仍然是非常困難的事情。

新自由主義正是壓榨式的管理邏輯

談了這麼久,雖然新自由主義這個關鍵詞還未出現,但其實大家都明白,上述的壓榨式管理邏輯正是新自由主義其中一個重要面向。阿龍表示:「跨國品牌企業對國內廠商的四項採購要求﹝價低者得/零庫存概念/及時生產和高貨物流通率﹞,如果總結為一樣東西,就是要求勞工平靚正。這種管理模式不單在國內出現,在香港亦一樣,完全沒有考慮社會責任和人的生活。除非你自己成為令人多快好省的老闆,否則你必會受到﹝新自由主義﹞影響。」

這也許就是問題的癥結。當我們﹝誤﹞以為替香港生產幾乎所有物品的國內勞工好像離得很遠,其實不,在沒人性的管理邏輯底下,香港的大部分工人和國內工人一樣,被逼令要多快好省,還要為隨時丟掉飯碗擔驚受怕。與其慶幸自己不是最底層被剝削得最深的工人,我們難道不更應該團結起來,一起爭回勞動者的尊嚴和權利?

註釋
1 獵奇行動(Disney Hunter)是一個由香港大專學生組成的迪士尼關注小組,成立於香港迪士尼樂園開幕前的八十天(2005年6月24日),成員包括了來自香港七間大專院校的學生,以個人或組織名義加入,目的是引起社會各界人士對迪士尼所帶來的問題的關注。他們關注的題目包括與迪士尼有關的發展中國家和樂園裡的勞工、環境、文化教育、官商勾結、性別、社會平等、經濟、版權、全球迪士尼化等九個範疇。
2 現時中國在全球的生產及市場上有著無可取替的地位,中國的手機市場是全球第一,電腦市場是全球第二;世界上有八成五的電路板在國內生產,其中一半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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