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媒體劇場需要一個怎樣的文本？這是觀看7A班和樹寧‧現在式單位為新視野藝術節創作的《飆‧櫻桃園》時思考的其中一個問題。如果它打從構思始就如節目單那樣強調創作媒介（導演風格、音樂、舞台、錄像）的合作的話，作為起點的劇本應否有哪些相應的設計或空間？還是與傳統扮演作品核心、靈魂等角色無異？當然也可以倒過來問導演，如果文本企圖明確，是否有某些演繹方法比另一些合適？以往不多問這種問題，因「當代劇場」也不是只一種劇場，空間和態度都應該是開放的。
無疑這次要向契訶夫致敬的劇本是絶對值得細嚼的，從百年前俄國藝術家如何以人物的生活細節和事件（櫻桃園的拍賣）的描寫反映社會較大的改變，來到一休的手上如何變成地道而合符現代世情的一個文本。反照原著主題在《飆》中僅屬小趣味，但（部份）刻意模仿大師「生活切片」的手法，改寫成對香港從八十年代以來某些大事件小片段組成的速寫敍事體卻相當有意思；豐富的資料搜集和結構性的敍事，加上刻意淡化的戲劇效果，使人物的獨特性膺服於以反諷為主的普遍性，同時不失人物關係的細緻，閱讀的可能性就添了擴張的空間。
單看舞台調度，許樹寧的導演處理很是精采，以其處理非敍事劇場的經驗，視覺語言的編排很多變，空間設計以肢離破碎的遊樂場為喻把舞台分割成繁複和割裂的演區和層次，把故事中的分割、變遷、起伏和危機等題旨形象化了，實際上也造成了讓觀眾應接不暇的經驗，呼應著主題。缺點有二，頗為危險的高台上演出的演員總嫌不夠放，而視覺的不集中將劇本（特別是中段）寫實的細膩部份給明顯削弱了不少。過多的舞台裝置（包括錄像）和意象，例如本來有趣的以鋼索吊著出入的演員，多了不單造成動作的諸多不便，還難免喧賓奪主。
與劇本意圖的另一個落差可能是把張達明演繹為過份突出的悲劇主角，由開場吊在半空透明氣球內呼「光」喚「暗」作為神的象徵開始，敍事的觀點就過於偏重一個人，甚至首段以每一個角色的獨白、片段來呈現香港各種半典型人物的「生活切片」，都變成了造就一個通俗神話的烘托，讓整個演出更形「裝飾化」了。
(原載於11月23日成報<七情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