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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

台北身份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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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這次從台北歸來,沒有像以往那樣,滿載一堆堆記憶歸來,只帶來一盒盒手信,但緊湊的博物館行程,與台灣朋友的互動,卻足以留下一些思考空間。

台北,在香港人眼中,也許只是一個吃喝玩樂,周末消閒的好去處。但是,台灣人對於這片土地的認識,已經靜悄悄地轉化,一邊廂,是對台灣人身份的進一步肯定,而另一邊廂,台灣人也試圖在國際社會裡佔一席位。這種變化,原來已經在很多人的身上逐漸發生。

每當走進一個博物館,你都看到聽到不同人在講不同的故事:大稻埕偶戲人告訴你為何史艷文如此風行,鶯歌陶瓷業橫跨幾個殖民年代如何經歷興衰,民進黨是怎樣的一個政治環境下形成,還有大量藝術工作者通過書畫、影像和裝置藝術表達他們對當代社會的理解,及台灣先後在西班牙、荷蘭和日本殖民時代,從社會文化到自然資源(如木材、煙草和其他農作物等)大量珍貴史料等,無一不是互相關連。 

這些故事,給我一個很好的歷史和社會脈絡,進一步了解台灣近來的社會脈搏。我的幾位台灣朋友,便是反映這種社會變化的最佳明鏡。其中一位是居於宜蘭的有機農夫。我很佩服他追求理想的一股勇氣,當年毅然放下主婦聯盟的工作,跑到日本了解共同購買和有機農業的發展。如今,他的故事已經廣泛為人報導。那一刻,我還閃出一個念頭,就是邀請同事一起去台灣,走訪這些不牟利、有理想的有機農夫。

在台灣,我還看到的是另一種做事方式。台灣還有不少農地,WTO對農業的影響正逐步浮現,可是政府無法挽救農業之餘,休耕政策更成為農業的催命符。大量農地正面對休耕,土地有價,開發成房地產只會帶來更多的生活廢水污染,水土流失和排水問題也會愈趨嚴重。

政府對此一問題上的無力,對比起一些有心人正在努力累積農夫支持者,通過建立支持者聯網,把自己的聲音訴說出去。儘管,農民被邊緣化的例子,比比皆是,港台兩地對如何重新置農業於主流也沒有一致共識,但至少我看看到有機農夫積極樂觀的一面。

儘管如此,台灣人嫌自己不夠國際化,也許是很多人的共識。台灣走出去,早就是社會趨勢。從台北101大樓的建設和佈局,便可以看到台灣模仿國際都會的野心,可是這種建設,跟原來的城市規劃本來就是格格不入,就像到了另一個城市那樣。台灣,既要建立自己一個身份,又要跟國際社會接軌,要平衡箇中的矛盾,怎樣才拿捏得準呢?

(二)

台灣在自己的歷史論述,一直都把『自己』視為被欺壓者,先後被西班牙、荷蘭、滿清皇朝、日本和蔣家的國民黨政權殖民統治,於是,打造一個真正屬於台灣人的政權,讓台灣人當家作主,便成為論述的終極目標。這樣一套論述,早在日本殖民年代萌芽,而到了國民黨統治的威權年代,更成為了反威權的理論基礎。

但事實上,誰才是真正的『台灣人』? 如果是原住民,那麼他們今天的社會地位是如何? 如果是1948年國軍退守台灣前已移居台灣的大陸人,為什麼是福建南部的泉州、漳州人成為台灣文化的主流? 其他來自廣東東部(客家人)、福建北部和浙江溫州一帶的人,甚至原住民,他們又可以怎樣看待?

今日的台灣是一個多族群、多文化的移民社會,但統治這個社會的體制,即使到了民進黨執政也沒有大幅改變。主張獨立的人會認為,這是由於外來的國民黨政府遺下大量問題,未能即時扭轉,只有完全跟大陸脫離關係才可改變現狀。但是,我們要質疑的是,獨立與否,跟台灣社會存在已久根深蒂固的惡習,有何關連? 難道連他們也不得不讚賞的日本西化體制也要否定?

台灣和其他亞洲社會一樣,很多體制都是抄襲外國。儘管借來了硬件,但很多台灣人都覺得軟件還是如此糟糕。城市裡有五光十色的大型建設,可是有多少是真正為民眾著想、為環境著想? 能源建設一直都是從外國進口,可是管理體制屢出問題,最近便有一個新建的近岸風電場發生火災,昂貴的風電機很快便付之一炬。這樣的事情,在台灣並不罕見。

台灣的確有很多人才曾經出國留學,嘗試西學中用,可是回到台灣,面對這樣一個以台灣為本的狹窄思維,一個個以保護地方利益的集團,怎能與國際社會接軌? (當然如果要比較這一點,中國大陸與國際社會的距離或許更遠。)

很多台灣人都認為香港看起來比較國際化。但,國際化是什麼一樣一回事? 我看,只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追求社會進步,任何口號,包括主張獨立、國際化都只是一個托詞,真正對民眾有用的,不單要參考先進的硬件,更需要改良人心裡的軟件才行。

(三)

五天在台北的行程非常充實,從早到晚,不是參加活動,與台灣朋友吃飯,便是參觀博物館,在農夫家裡過夜。有人問我是否為了觀看北高選舉,我說並無此意,反倒是選戰和這趟旅程給了我一些意外收獲,就是媒體以外台灣的一面。

在香港以至部分泛藍的台灣媒體,常為了打擊綠營而出現偏頗的報導,往往不能呈現台灣人民的真實心聲,我不是說他們都必然泛綠,必然支持台獨,但是他們對於保護自己家園的感受,又是否身處對岸的我們所能理解?

觀乎今次選舉,民進黨能保住大本營高雄,並不是由於選前一刻陳菊陣營爆料抹黑對手,也不是純粹因為民進黨大老林義雄臨危受命站台,而是由於南台灣的人感受到如果民進黨再敗,便可能象徵著本土政權的瓦解。台灣人不希望見到象徵外來政權的國民黨再次全面執政,而希望從中作出平衡。

台灣人這種身份的危機感,從上次2004年總統大選到今天,每一次在選戰的最後一刻都發揮催票的作用,我覺得並非偶然,而是早有計劃和部署。在香港,我們稱之為『鐵票』。

不過,鐵票也有一個上限,民進黨的鐵票是否到了上限?我也不知道。民進黨從革命黨變成執政黨,民眾對他們的表現和期望出現不少落差,一些人已經開始尋求第三個選擇,可是這個念頭還沒成氣候。民進黨通過對成立『國家』的追求和探索,對台灣人來說也許是一個選項,但是,要突顯自己的身份,要守護自己的家園,有沒有他途可行?有沒有空間供民眾想像?我也沒有確切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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