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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級矛盾的十字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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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社群以往階級意識並不強烈,主要由於七、八十年代經濟起飛,百業興旺,普遍大眾認為通過教育、努力工作,就可在社會階梯向上流動,成為中產、上流人士。而港人的共同價值就是「願拼願捱就有出頭日」,靠自己雙手,足以衝破社會階層。

  無可否認,回歸後,香港社會流動性轉弱,貧富懸殊加劇。香港貧窮人口佔一百一十多萬,○三╱○四年度有二十九萬個綜援個案,貧富懸殊佔全球第五,成為「亞洲之冠」,與第三世界看齊。

斷絕爬升社會階梯之路

  過去七年,最高收入人士平均入息雖上升一成,但最低收入的卻下跌兩成,由一九九七年平均四千九百元跌至二○○三年的三千九百元;另一邊廂,香港工時卻又不斷增長,亦成「亞洲之冠」。工資低、工時長兩重夾擊,低下階層根本無法自我增值,如何出賣努力,最終亦無法在社會階梯向上攀爬。這個年代,努力已不代表一切,眾多名人奮發向上的故事,在今天已欠參考價值。

  同樣,從前低下階層可透過教育往上流動,但現在就連大學生亦「畢業等於失業」,工作欠缺保障,努力工作仍未見出頭天,社會階梯扶搖直上之夢破滅,計劃未來變得奢侈,低下階層要透過已證實並無實效的再培訓計劃自力更生,更從何說起?

  可是,隨着香港踏入後工業年代,香港中上層社會逐漸飽和,社會流動性轉弱,便出現社會學家Frank Parkin提到低下階級奮鬥向上及上層階級對之抗拒之間的衝突,階級意識及矛盾,便會逐漸蛻變成政治角力。

  香港人以往不怕窮,因胼手胝足過後,仍能在社會向上爬。現在,全球化與中港經濟融合令生活更欠保障,而數個大財團坐擁龐大社會資源,壟斷經濟命脈,經濟成果亦無法向下流到草根階層。低下階層逐漸明白,自己社會地位僵固不變,並非自己不努力,對財團的不滿便得以聚焦,加上中產階層因經濟衰退而縮小,無法充當貧富對立的有效緩衝,階級對立崛起,社會矛盾日增。

資源分配不公醞釀怨氣

  更諷刺的是,政府一方面鼓吹社會和階,另一方面卻主動破壞香港以住能者居之、公平競爭定下社會地位高低的核心價值,觸發階級矛盾,最近有關「官商勾結」的指控,正是這現象的反映。

  所謂「官商勾結」,早在殖民地時代已出現,卻如經濟學者所言,當經濟高速發展,商民同時在體系中受惠,自然懶理政府與財團之間的利益瓜葛。回歸後的金融風暴,令香港經濟急轉直下,官商勾結令社會資源分配不公情況倍覺鮮明,社會階級問題迅即突顯。

  而且,殖民政府只是「親商」,特區政府施政卻是徹底地向商界傾斜,官商關係極為曖昧。以數碼港為例,原本的資訊科技項目變成地產項目,鴻圖壯志未達,財團已利潤暴漲;西九龍堅持單一招標,民間眼見政府偏幫某幾個財團,黑箱作業,寶貴土地資源被胡亂利用,讓財團佔盡便宜。加上北京的祝福令商人成為政治特權階級,如此種種,均與以往透過公平競爭定社會地位高低的香港價值完全相悖。商賈能夠透過非正規途徑「操控」政府鞏固利益,令市民更難翻身,政府管治側重關係與特權,市民看在眼裏,怎能心服?

  社會流動減弱,財團壟斷經濟,政府失公失義,官商政經「合作」無間,均使低下階層不滿凝聚,階級矛盾急速冒起,甚至成為動員社會的催化劑。香港政治若由意識形態之爭轉型至階級矛盾,吉凶難卜。比較政治學指出,相對而言,其實階級之爭比起政治意識對立更具妥協空間,在後共產時期,部分東歐國家正是透過淡化後者,並確立相應經濟與福利制度,防止貧富懸殊加劇,使階級角力正常化,減少社會矛盾,確保整體社會穩定。

  另一邊廂,在一眾美洲國家,政府藉着對財團輸送利益,往往締造短暫經濟神話,但經濟蕭條接踵而至,永不翻身。財團壟斷經濟,低下階層無力向上爬,「跨世代貧窮」出現,對生活絕望,人民不滿官商勾結動員示威,在墨西哥、波利維亞等地便釀成數之不盡的流血衝突,動亂連連,引發惡性循環,階級矛盾化解無期。

  香港不會因官商勾結引發暴力衝突,但貧富懸殊嚴重、社會階層僵固、階級意識萌生、對大財團積怨日深,卻是客觀現實,長遠而言,必影響香港社會穩定,不可坐視不理。

  貧窮問題,不只是派錢、買電腦眼鏡或不切實際地提供美術、音樂等活動,最重要是確保公平競爭的環境,讓低下階層能懷着努力向上的希望,自力更生,改善生活,而這必定牽涉社會結構、政府管治作風、政治改革與施政透明度等更深層次的問題。香港站在貧窮問題與階級矛盾的十字路口,可是,扶貧委會員真的敢於觸及這些禁區嗎?

陳智遠、梁嘉麗
信報財經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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