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社群以往階級意識並不強烈，主要由於七、八十年代經濟起飛，百業興旺，普遍大眾認為通過教育、努力工作，就可在社會階梯向上流動，成為中產、上流人士。而港人的共同價值就是「願拼願捱就有出頭日」，靠自己雙手，足以衝破社會階層。
無可否認，回歸後，香港社會流動性轉弱，貧富懸殊加劇。香港貧窮人口佔一百一十多萬，○三╱○四年度有二十九萬個綜援個案，貧富懸殊佔全球第五，成為「亞洲之冠」，與第三世界看齊。
斷絕爬升社會階梯之路
過去七年，最高收入人士平均入息雖上升一成，但最低收入的卻下跌兩成，由一九九七年平均四千九百元跌至二○○三年的三千九百元；另一邊廂，香港工時卻又不斷增長，亦成「亞洲之冠」。工資低、工時長兩重夾擊，低下階層根本無法自我增值，如何出賣努力，最終亦無法在社會階梯向上攀爬。這個年代，努力已不代表一切，眾多名人奮發向上的故事，在今天已欠參考價值。
同樣，從前低下階層可透過教育往上流動，但現在就連大學生亦「畢業等於失業」，工作欠缺保障，努力工作仍未見出頭天，社會階梯扶搖直上之夢破滅，計劃未來變得奢侈，低下階層要透過已證實並無實效的再培訓計劃自力更生，更從何說起？
可是，隨着香港踏入後工業年代，香港中上層社會逐漸飽和，社會流動性轉弱，便出現社會學家Frank Parkin提到低下階級奮鬥向上及上層階級對之抗拒之間的衝突，階級意識及矛盾，便會逐漸蛻變成政治角力。
香港人以往不怕窮，因胼手胝足過後，仍能在社會向上爬。現在，全球化與中港經濟融合令生活更欠保障，而數個大財團坐擁龐大社會資源，壟斷經濟命脈，經濟成果亦無法向下流到草根階層。低下階層逐漸明白，自己社會地位僵固不變，並非自己不努力，對財團的不滿便得以聚焦，加上中產階層因經濟衰退而縮小，無法充當貧富對立的有效緩衝，階級對立崛起，社會矛盾日增。
資源分配不公醞釀怨氣
更諷刺的是，政府一方面鼓吹社會和階，另一方面卻主動破壞香港以住能者居之、公平競爭定下社會地位高低的核心價值，觸發階級矛盾，最近有關「官商勾結」的指控，正是這現象的反映。
所謂「官商勾結」，早在殖民地時代已出現，卻如經濟學者所言，當經濟高速發展，商民同時在體系中受惠，自然懶理政府與財團之間的利益瓜葛。回歸後的金融風暴，令香港經濟急轉直下，官商勾結令社會資源分配不公情況倍覺鮮明，社會階級問題迅即突顯。
而且，殖民政府只是「親商」，特區政府施政卻是徹底地向商界傾斜，官商關係極為曖昧。以數碼港為例，原本的資訊科技項目變成地產項目，鴻圖壯志未達，財團已利潤暴漲；西九龍堅持單一招標，民間眼見政府偏幫某幾個財團，黑箱作業，寶貴土地資源被胡亂利用，讓財團佔盡便宜。加上北京的祝福令商人成為政治特權階級，如此種種，均與以往透過公平競爭定社會地位高低的香港價值完全相悖。商賈能夠透過非正規途徑「操控」政府鞏固利益，令市民更難翻身，政府管治側重關係與特權，市民看在眼裏，怎能心服？
社會流動減弱，財團壟斷經濟，政府失公失義，官商政經「合作」無間，均使低下階層不滿凝聚，階級矛盾急速冒起，甚至成為動員社會的催化劑。香港政治若由意識形態之爭轉型至階級矛盾，吉凶難卜。比較政治學指出，相對而言，其實階級之爭比起政治意識對立更具妥協空間，在後共產時期，部分東歐國家正是透過淡化後者，並確立相應經濟與福利制度，防止貧富懸殊加劇，使階級角力正常化，減少社會矛盾，確保整體社會穩定。
另一邊廂，在一眾美洲國家，政府藉着對財團輸送利益，往往締造短暫經濟神話，但經濟蕭條接踵而至，永不翻身。財團壟斷經濟，低下階層無力向上爬，「跨世代貧窮」出現，對生活絕望，人民不滿官商勾結動員示威，在墨西哥、波利維亞等地便釀成數之不盡的流血衝突，動亂連連，引發惡性循環，階級矛盾化解無期。
香港不會因官商勾結引發暴力衝突，但貧富懸殊嚴重、社會階層僵固、階級意識萌生、對大財團積怨日深，卻是客觀現實，長遠而言，必影響香港社會穩定，不可坐視不理。
貧窮問題，不只是派錢、買電腦眼鏡或不切實際地提供美術、音樂等活動，最重要是確保公平競爭的環境，讓低下階層能懷着努力向上的希望，自力更生，改善生活，而這必定牽涉社會結構、政府管治作風、政治改革與施政透明度等更深層次的問題。香港站在貧窮問題與階級矛盾的十字路口，可是，扶貧委會員真的敢於觸及這些禁區嗎？
陳智遠、梁嘉麗
信報財經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