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 2006-12-16 （天星文章補遺）
編按：此文作者在昨凌晨被捕了，當時被鐵馬圍困的他，竟被控以阻差辦公獲保釋外出。
在天星的兩次直接行動（direct action），像照妖鏡，除了終令事件的不同人和事放到一個平台上，看清楚哪些人哪些環節令天星推到推土機面前——政府暗渡陳倉的7 年拆卸計劃，民間進行了好幾個月的反抗行動，應該正面回應市民訴求卻縮躲的官員狼狽地說出「已充分諮詢」，令應該出聲的議員由被動至主動向政府施壓……還有就是，看清楚政府以暴力、鐵腕打壓民意。
為的是讓工程不停下來。孫明揚說以激光法建一個假鐘樓「保存集體記憶」。但正如運動核心分子何來所言，既不要假古董，市民的權利和目光也不囿於集體記憶，還有未來的城市規劃，市民理當有決策權。
作為其中一個爬上推土機的市民朱凱迪，述說由發起到進行佔據地盤的行動中，審視自己和同伴作為市民在規劃及古蹟保育等政策的發聲位置；而在接續下來的天星保衛戰裏，歷經第一個24 小時的啟發，又如何打下去。
文．朱凱迪獨立媒體（香港）編輯圖．資料圖片、周思中
編輯在天星運動進行得如火如荼之際，叫我寫一篇回顧星期二和星期三阻攔拆毁工程行動的文章。我馬上想到文思慧老師月前寫的《社運何須粉雕玉琢？居民抗爭何堪騎劫！》（註一），大罵一班將利東街運動的實際失敗說成社區保育運動的模範。文老師的話叫我時常警惕——這篇文章的所有回顧和反省，只有一個目標，就是動員更多人參與阻止政府拆毁天星碼頭。星期六，還有時間！
佔據地盤行動短時間內成為輿論的焦點，很多人，包括記者和政府官員都在問，這班是什麼人？佔據的行動是否部署了很久？有些人見到有立法會議員在地盤進進出出，就以為參與者是某某政黨的青年團，而行動是某某議員在背後發動。聽到這些亂七八糟的流言，啞然失笑。
建制內被漠視唯建制外佔據
而其實，第一次提到要介入天星行動，是上月底一個晚上。有朋友提到，幾個月來的保衛天星的運動，似一場表演多過一場要改變事實的運動。當時我們就想到，雖然專業界如何努力構思另類方案，試圖循「建制內」的途徑去改變政策，但在不斷強調（建制內）諮詢早已在幾年前做完了的香港政府眼中，這些工作就像搔癢一樣乏力。
更重要的問題是，拆工程天天在進行，如果沒有任何行動實際上阻止拆毁工程，那就算政府某某官員肯與議員開會，肯考慮民間方案，又有何用？
因此，我在那時已經為自己的工作訂下了一個非常明確的目標，就是以實際的行動阻止工程繼續進行。阻止了工程，行動就算成功；阻止不了，就算失敗。這是評價行動、以至整個保天星運動的唯一標準。不過，我們完全明白，直接行動是與專業界的努力互為基礎。沒有了他們在辦公室裏日以繼夜研究保留碼頭的可行性，沒有熟悉政府運作的人從文件堆中找出古物古蹟辦事處的報告，阻止了拆毁亦沒有用。形象一點說，專業界人士提供的是有爆炸能力的火藥，我們則是火種，負責將火藥引爆，負責將政府與人民的矛盾，尖銳地暴露出來。
有了這樣的判斷，最難的問題才真正出來。要阻止工程，可以怎樣？我想告訴讀者，從十一月底到十二月十二日（星期二），絕對沒有任何具體計劃去佔據地盤，面對推土機，大部分時間都是茫無頭緒的等待和挫敗。
回想起十二月六日第一次參加天星的行動（註二），手機短訊雖然說要以「人鏈」擋住地盤門口，但到現場才發覺只有幾個人（包括最令人佩服的何來女士）頹坐在門前，沒有人鏈，貨車一來大家（包括我）就退到一旁。回到辦公室滿身沮喪，寫了一篇意圖激勵士氣（卻似乎更令人沮喪）的民間報道，其中一段提到：「參與者傾談，大家似乎更像等候送終的孝子賢孫，多過手心合一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社運積極分子（有朋友說現在是「事後跟進」的階段，主要的工作是紀錄，讓香港人日後看到片會後悔）。但，這很大鑊呀！雖然我都唔想被標籤為社運積極分子，也知道幹實事的重要性，但既然人都來到了工地門口，對抗性也應該強一點吧。我坐到十點就忍不住走了，我在想，與其這樣認輸地頹坐，不如早點回家多聚集一些人，從詳計議——要多少人才能夠做一條有效的人鏈？要不要穿制服？要什麼道具？應該將自己鎖在什麼地方？ 像搞一場show 一樣來一個詳細的rundown，列出所有可能性，然後昂首挺胸地大步踏向天星。」
每一個抉擇關卡
到了十二月十二日，上面列出的問題我一個也沒有答案，踏向天星時昂不了首也挺不了胸，心裏只是盤算着接着有什麼工作翌日有什麼約會。在電視台的午間新聞裏，我們還是只值三個鏡頭的小小型集會——即使人多了也只得二十個左右；即使道具多了也只得一塊布橫額和幾張粗製濫造的標語；即使擋任了幾部試圖駛進地盤的貨車，也擋不住工人用躉船吊走大鐘、亦擋不住地盤內的鏟泥車拆掉石屎牆。我們在沙塵滾滾的地盤門口乾着急，雖然，擋住了貨車已比以往進步，好像對事情已有交代，但我們知道明明這是自己騙自己的阿Q 精神勝利法。就在這時（兩點三十分左右），終於有人提出「不如衝進地盤去！」這個挑戰所有人「守規則神經」的提議。從這時開始，我們作為個人以及一個群體，便要面對一個又一個關鍵時刻、一個又一個抉擇。
●下午兩點四十分第一次決定衝不衝進地盤；另一小隊決定是否爬上平台，爬上平台後是否要撕開地盤的綠膠布。
●下午兩點四十五分衝進地盤後決定往哪個方向衝、同伴被捉住後要救他還是繼續衝。
●下午三點多剩下一名同伴危站在鏟泥車上，其他人決定是否再衝進地盤營救。
●下午四點多第二次衝進地盤後，決定如何請立法會議員來協助。
傍晚六點第三次決定衝不衝進地盤，衝進地盤後找尋最有利的據點。
●晚上十點，為整個行動的要求定調──在記者面前宣布，要求房屋及規劃地政局長孫明揚和反對清拆天星的立法會議員會談，否則不會離開地盤。
十幾個人的勇氣累積
到了這時，十幾二十名本來不是全部認識對方的參與者，才真真正正凝聚成一個團隊。晚上，我們在玻璃大樓環繞的鏟泥車車頂上抽煙聊天時（多麼超現實的場面），才逐漸意覺到，我們剛剛實踐了一次奇特的行動。行動的計劃是累積的、突破的勇氣也是累積的、連決心也是累積的（如果有足夠的決心，那麼我們十幾個人星期三被抬前就應該全部聚集在鏟泥車上，繼續撐下去）──一切都是依靠即場的觀察和判斷，以及一個絕不能移的目標──如果阻止不了拆毁工程，什麼都沒有用。這次行動不是香港人習慣見到的「表態式示威」（試想如果○三年七一我們幾十萬人坐在軒尼詩道要求董建華下台，香港的政治不改寫才怪。），也不像綠色和平那些精心策劃的行動，在這刻，我只能暫時稱之為「見縫插針式行動」。有評論者認為我們是暴民、是刁民，我在這裏懇請大家記住他們，因為他們正是阻攔香港公民社會發展的障礙；他們也是那些強調不要和中央政府對抗，強調要香港人接受政治現實、覺得小圈子選舉不錯的人。也有一些不知所謂的評論員，扮高明地宣布「行動來得太遲了，根本沒有可能成功」。他們以為行動的勇氣來得很輕易嗎？或者更直接的問，在香港這個視秩序規矩為神的社會，他們除了「得隻手得把口」外，有公民抗命的勇氣嗎？
這篇文章已經講了太多不經大腦的肉麻話了。最後一句：只要我們在黑暗中仍然見到一線光，我們還是會朝着光線直奔。天星碼頭的保衛戰還未結束，希望我們都挺身出來，為建立尚在萌芽的自主公民意識盡一點力。
註一：《社運何須粉雕玉琢？居民抗爭何堪騎劫！》www.inmediahk.net/public/article?item_id=144053&group_id=49。
註二： 民間報道見：《十二月六日上午攔阻天星拆卸行動速記》www.inmediahk.net/public/article?item_id=171236&group_id=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