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明報刊登了教院副校長陸鴻基近日在校內內聯網向師生發出的一封長信，不但就校長莫禮時不獲續約事件講解他理解的始未，更揭露了教統局局長李國章在教育事務上的獨裁和專橫。教育政策給把持在這樣一個人的手上，如何能讓人對香港的教育發展樂觀呢？〕
我和莫禮時
陸鴻基
初遇
大概是1992或93年的某一天，我從加拿大回港，到港大圖書館看書，碰見一位在考試局歷史科委員會共事多年的朋友。他要介紹我認識港大教育學院的院長。我就是這樣跟莫禮時初遇，只是寒暄了兩三句，雙方都沒有甚麼印象。不過多年後我在加拿大教書用上他的文章，他在香港編纂文集採用了拙作，互相也還記得見過雙方，但從來沒有交往。
我回港擔任教院學務副校長這差事，是前校長許美德向莫禮時和當時的校董會主席葉錫安推荐的；當時許美德已從教院退休，回到多倫多任教。我從來沒有申請，也沒有接受校內人仕的邀請。我讓許美德提名，態度是中性的，只是試試也無妨的意思。2003年2月來校面試的那天，我第一次跟莫禮時和另外幾位教院管理層同事詳談。談得很投契，我對這差事的態度，也從中性變得積極。
前兩天，有位年青同事問我有否後悔回來了。我沒有。三年半以來，經歷了幾許風浪，我無悔、無怨、無愧。跟莫禮時和教院管方各同事合作、跟教院的幾百位同事和幾千位同學一起生活，共享學教喜悅，是我三十多年教學生涯中最有滿足感的一段日子。
莫禮時其人
工作有滿足感的一個主要原因是跟莫禮時「合拍」。他和我的成長背景有很大差異，但有一點是共通的。我和他在兒童少年期都受過嚴謹的天主教教育，在心靈上留下深刻的烙印。我們都堅持把人性的尊嚴和基於這尊嚴的社會公義，作為首要的價值。從這套共同的價值觀出發，我們對校務、教育發展和社會經濟發展的看法，自然也很相近，無怪乎一見如故，合作無間。幾年來，在具體問題上，當然會有不同的意見，但由於基本的價值相近，從來沒有根本取向上的爭拗。
莫禮時和我，也有一些重大的差異。他本來的志願是要當體育教師。他考進入英國理茲大學附屬的天主教教育學院，主修的是體育科。後來雖然因為足傷轉為主修經濟學畢業，但體育精神仍是他畢生的主導精神：全心全力、不避艱苦，盡力摒博；嚴守遊戲規則───即使對方不守規則，也不可同流合污，一同犯規，只可向評判投訴，寧可下次不跟這對手再玩；不可恃強凌弱，以大欺小。我從小不愛體育，沒有養成如斯的精神，對莫禮時這份體育精神，十分敬佩；但同時也逐漸看到在現實環境裏它的限制。
莫禮時注校困難的背景
莫禮時擔任教院校長五年，建樹良多，面對的挑戰也不少。先說困難。
許美德校長離任前推出了教院第一次強制離職計劃（MIRS）。這計劃是她聯同當時的校董會人事編制委員會主席梁國輝、副校長莫禮時，和另外幾位高層人仕集體決策的，在教院引起了極大的震盪，社會上也有不少迴響。MIRS的陰霾至今未散，即使主要的當事人大部份都已不在校了。難以化解的怨氣成了莫禮時任內時隱時現的暗湧。
要化解這股怨氣，殊不容易。教院早期（1999至2000），我校和香港其他院校一樣都分享了港府豐盛的資源；有同事思念許美德教授領導下的「黃金時代」。政府向各大學削資，是從許美德任內後期(2001)開始的；在莫禮時任內，更變本加厲。教院更額外承受了小學縮班殺校對師資培訓名額的相連效應。削資裁員的壓力，從2001年到2005年從沒有休止，再加上政府要求所有公營機構減薪和脫離公務員薪酬體制（「脫」）（2004），造成人心惶恐。各院校管方與職方關係緊張、員工士氣低落，是普遍現象。教院MIRS（第一次「肥雞餐」）的創傷在這處境中也難以愈合了。政府削資31%引發第二次教員「肥雞餐」（VDS/CRS, 2005年）。此後，裁員之風雖然喘定了，但由於仍有「脫」的陰影，而政府要讓高教市場化、2008年後的撥款趨向不明朗，同事們的士氣也難以升上高峰。這一點是校董會內一些侃侃而談「人力資源」，但從來不投身教院實際工作、跟我校同仁沒有真人接觸的決策人仕難以體會的。
莫與一些校董關係欠佳
莫禮時的任內與校董會人仕交接最多、爭執也最烈的，是「脫」問題。這問題困擾了前後三年（2004 - 2006），主要是在校董會人事編制委員會（Staffing Committee）進行爭論。他與部份校外校董交惡，也源於此。
各大院校數十年來奉行的薪酬制度是建基於公務員體制的，一下子要「脫」，談何容易。別的院校多採取了較為保守的做法，在新的薪酬福利制度下，讓舊有的教職員保留原來享有的實質收益；新的（縮減了的）條件，只應用到新入職的僱員身上。教院則不然。教院人事編制委員會主席（也是校董會副主席）吳克儉先生是「人力資源」界的翹楚，他對「人力資源」問題，有很多獨到的見解。
人事編制委員會從「脫鉤」舉措一開始就決定：新舊一視同仁；換言之，薪酬福利有所增減，舊同事也不能倖免。莫禮時校長和我們管理同仁當然也明白到制度劃一的好處，但我們也同樣關心多年來在教院盡忠職守的同事對變動的承受能力。我們都明白（而且相信大部份前線同事都諒解）在新環境、新氣候之下，薪酬福利不可能不減，只是看怎樣減法：減得有多深有多快，跟外界比較如何？人事編制委員會每次會議都有不少分歧和爭拗：舉凡新薪級表的編製、在職員工崗位的新編制職級、被評定工資超標的個案怎樣處理、假期制度、子女教育津貼制度、醫療保險制度、等等都有過爭持激烈的辯論：基本理念在於，教職員是同舟共濟的同事，還是可以任意取代的人力資源。如果是前者，在教院財力許可的限制下，儘量少減、慢減薪津；反正政府明言「脫鉤」不是為了省錢。如果是後者；減多些快些，僱員去舊換新，可以節省經費。這些辯論的具體內容是保密的。莫禮時本著他的體育精神，堅守保密的原則，從來沒有背著人事編制委員會和各位校董，向員工洩露機密，爭取同事的擁戴。雖然事過景遷，我在此自然也不能洩秘；我只能說最終公布的方案，是莫禮時、倪偉耀等幾位同事三年來據理力爭得來的折衝方案，為同事保留一些合理權益，得來不易。
討論有時也會幾項議程同時并進，委員們可能互相不知道各自發言是指那一項議程；秘書記錄也因而往往無法理清。會後不時對紀錄再起爭議。委員會呈上校董會的報告，也可能在定稿之後再次修改。凡此種種，也難怪尊重遊戲規則的莫禮時間中火爆。他本著體育精神，在要緊關頭向球証求助。
平心而論，梁國輝主席在校方管理層和人事編制委員會之間，幾次扮好了球証的角色，責成委員會恢復起碼的秩序。三年以來，梁主席對校務沒有太多的干預，沒有別的一些人嘗試的「微管理micro management」，只從較大的方向著眼。他雖然在削資、正名等官府與我校關係問題上沒有給予莫禮時甚麼支援，但還不失發揮過做主席的正面作用；兩人相處也不俗。他們主要的歧見是「合併」之爭；關係惡化，是2006年夏天開始的。
「合併事件簿」
李國章教授早於2001年尚在中大校長任內已提出要合併教院。當時教院校長許美德和不久之後接任的莫禮時，與及葉錫安任主席的校董會都公開明確地反對，指出合併對師資培育的弊遠多於利。2002年夏，李教授當上教統局局長，隨即要求中大與科大合併（順便也兼併教院），還說出了「權在我手，先禮後兵」的名句。（當時我尚在加拿大工作，越洋聞訊，驚愕不已。）三所院校都先後表達了不同形式的反對；這份自上壓下的合併之議告吹。稍後另一場「理、城合併」也不成功。以上是眾所周知的事實。
以下是從未曝光的事件。尊重遊戲規則的莫禮時，說過不公開就不公開，堅守秘密。多年來承受合併的壓力，只有「暗啞抵」。除了我和另外一兩位同事為他分憂（也應承保密），從來沒有向人透露。早餐晚餐會沒有紀錄，電話通話也沒有錄音。最近因為續約的紛爭洩露了一點端倪，主要因為他知道護校不能再靠獨力支撐。體育精神在如此處境之下實在無濟於事了。
我是在2003年9月到教院履新的。我第一次接觸到合併壓力是在2004年1月。那天我剛巧在校長室和莫禮時談論校務。電話來了，是李局長；莫禮時示意我不必離去。我留下聽了這十五分鐘左右的通話。當然我只是聽到莫的一方；李方的話是隨後莫向我覆述的。李要說服莫主動向中大提出合併，否則李會放手讓常秘羅太隨意削減教院的學生名額。收到這個電話，莫和我都很錯愕。
不久以前，我往中大禮節性拜候金耀基校長；金校長主動明確表明絕無兼併教院的意圖。我也從若干高官口中得悉政府沒有併校的政策。然則李局長此議從何而來呢？莫禮時和我商議之後，決定要求梁主席聯同我們兩人約見李局長。2004年2月23日我校三人到政府總部拜會李局長。席上李局長重申他要教院與中大合併的意願。他也提過教院兼併其他教育院系的想法，但他自己隨即否定了。會上莫禮時提出既不宜也不應合併，我也從旁進言。（梁主席在2006年12月1日說我在李局長跟前面有慍色，使他蒙羞，就是這次會面。）
這次會面的時間，適逢香港學術評審局的國際專家團蒞校進行院校評核之後。報告肯定了幾百位同仁多年的努力，建議授予我校「自我評審資格」，亦即升格成為大學。當時報告已經上呈行政會議，好消息指日可待。李局長在這兩次對話中，也沒有提出以合併換取自我評審的要求。（2007年1月31日〈明報〉報導的謠言，不知何所依據。）2004年3月23日，我校收到教資會UGC的來函，正式知會獲授「自我評審」，全校歡欣慶祝大家多年來在許美德和莫禮時兩位校長領導下的成果。4月7日，莫與李局長共進午餐，提出正名大學的要求，遭到拒絕；但李卻說不出甚麼理由，甚至說他不知道「大學」的定義。李又重提與中大合併，莫也不答應。這次談話，我不在場；內容是莫隨後一兩天內告訴我的。
莫和我與另外一兩位同事密商如何應付這接二連三的高層壓力。我們的專業知識和經驗，讓我們知道合併對師資培育沒有什麼好處，但與綜合式大學深入協作則有裨益。這時候，教資會剛好出版了鼓勵院校協作的報告Integration Matters。我們因此要求梁主席約會其他一些院校的代表，探討深入協作的可行性。席間，大家都知道我們承受的壓力，但一眾同意的是探討協作，不是合併。這次聚會是2004年4月20日的晚飯，我在場。
四天後（4月24 日）梁主席在上水馬會召開了一場我校人仕的退思會，應邀參加的有新舊任校董、校方管理層、教職員和學生共約四十人。梁主席的開場白大意是面對新的環境，教院需要有新思維；如果不願意合併，則會遭受「千刀切而死」（"death by a thousand cuts"）。話剛說完，便遭到幾位扶持教院成長而行將卸任的校外校董的強烈質疑和反對。校內外人仕經過一整天的討論，達致共識，就是我們希望與其他院校深入協作（deep collaboration），但不要與他校合併（merger）。下午，我私下跟梁主席說，請他提醒與會者千萬不要外洩「千刀切而死」的言論，以免引起不必要的恐慌；他也照辦了。
同年6月5日，梁主席在上水馬會再召開第二次退思會。少了幾位舊校董，但結論仍是一樣：不要合併，但可以探討深入協作；最深入可以達到「聯邦制」federation。這是根據教資會文件Integration Matters的分類。兩次退思會的共識，呈報了6月下旬的校董會會議，成為校董會的正式議決。
期間，我和一兩位同事本莫禮時的指示與其他本港公立大學探討深入協作；除了每次向莫報告，也向校董會的「長遠發展專責小組」定期報。我們要發展深入協作，既是要在學術上和教學上互補長短，發揮「協同效應」；也同時希望向李局長示以善意的折衝───我們不是盲目抗拒合併；我們也有彈性，願意「一人行一步」，希望藉此化解合併的壓力。
我們跟不同的院校進行了很多回合的探討，期間也有若干波折。我為尊重其他院校的同工，不會披露。終於，到了2005年6月與中大達成深入協作（也說明不是合併）的協議稿。這是香港高教史上劃時代的一件事，我們參與其事的兩校同仁都很高興，尤其是得到教資會的承諾：鑑於深入協作的安排，保証在未來兩個三年計劃裏，不會削減撥給兩校的師資培育課程的資源。但在正式簽署文本前夕，卻又來了李局長的要求，要加上合併條款；兩校都不接納。為此，教資會在不減資源的承諾上，加上「里程碑」的字樣。但兩校之間要走出怎樣的里程碑，不減資源的承諾才會兌現，卻沒有人說明。這是2005年7月的事。
2005 - 2006年，我校和中大的同事花了很多時間心血，規劃出合辦的第一個課程（英文文學和教育的學士課程），也開始商討其他的協作項目。合併的壓力舒緩了一陣子。期間，教院正名為大學的事情一直懸而未決。2005年11月中，李局長主動提出讓樹仁學院改名大學，觸發了教院同學強烈的反彈。11月 18 日我校畢業禮，梁主席在典禮後答記者問，首次把合併與正名兩個問題聯結起來：想要正名，合併即可。這言論引起同學們更大的反彈。莫禮時和我都不希望同學們與李局長和梁主席之鬧得越來越不愉快，所以不斷努力要各方面降溫。終於，我們安排了一次師生諮詢大會、讓梁主席直接和師生對話。會上，主席交代了他不主張合併，卻願意見到某種保留自主的結合；他沒有用上「聯邦制」一辭，也沒有闡明他的構思。隨後，他在2005年11月的校董會上提出「聯邦制」的字樣；也成立了「正名專責小組」。
2006年3月，合併的壓力捲土重來。3月至9月間，先後有九次這樣的接觸，由梁主席或李局長約會莫禮時，或給他打電話，不斷重提合併的要求：傳媒集中追問的6月中旬的早餐會，只是其中一次而已。這些約會，有梁莫或李莫單獨會面的；也有包括其他一些人的；但教院管理層方面則只邀請莫禮時一人。我雖然沒有出席，但每次都是當天或次日就由莫向我覆述內容，總是要求他主動提出教院與中大合併。（我若在假，他也會稍後通知我。）梁主席甚至要莫禮時召開一次師生諮詢會，由梁莫兩人併肩宣佈與中大合併。莫禮時都一一拒絕了。
須注意，2006 年4月校董會成立了校長評檢小組，為校長續約與否的議題做準備，但這個小組拖延了六個月，遲遲沒有起動。九次接觸的若干日子，莫禮時因運動受傷動過頸部手術，請了病假，由我署理校長；但我都沒有被邀列席。莫禮時和我都把這些事情默記下來，既悲憤又無助。
有人會問，為什麼當時不把它揭露出來？為什麼要到續約的關頭才「爆料」？到底是真是假？我只能說，我不在場，不能証實莫禮時給我覆述的每句說話的準確性，我只能証明每次接觸之後他很快便告訴了我。而我對2004年初以來事情發展的原委知之最詳。我相信莫在每次接觸之後給我的口頭報導基本上是真確的。這期間，我也有外出聯絡政府中人，探知政府實在沒有併校的政策；合併始終是個別官員的私人夢想。6月中旬梁莫早餐，莫指梁說過不合併不續約。此節已有很多報導；在此不贅了。總而言之，傳達合併壓力的人鍥而不捨；抗拒合併的人則堅拒棄守，即使提出聯邦制作為護校的底線，也不獲考慮。兩人的關係也就越弄越僵了。這是2006年夏秋之間的事。就我所知，「合併」從來就不是一項理性的要求，講不出所以然，也沒有回應反對合併的論點。總之「上面」的意思如此，「下面」的人就不得不聽命，連折衝方案也不接受。高教施政如此，我為香港悲哀。
「我的續約事件簿」
莫禮時校長不獲續約，引起校內同事同學關注可能出現「行政真空」的危機，因為行政副校長倪偉耀和我都相繼在大半年內先後離職；兩位協理副校長也快將約滿而未有續約。有人指三位正副校長相繼不續約是梁主席的清除異己的陰謀；也有人反指是莫禮時「埋下斷層的種子」。
由於這爭論牽涉到去年我的續約問題，即使我不想多談自己的事，但總也需要交代我的觀點和經歷。我是2003年9月到任的，聘約三年。我有幸得到約克大學三年的無薪假期，讓我到教院服務。這樣的假期，原則上是不能超過三年的。莫禮時一向希望我能在教院留下來。2005年8月，距離我約滿尚有十三個月，他向我正式提出連任的要求。我說我對教院有承擔，願意留下。但另方面約克大學不可能再給我無薪假，我要留在教院，就得向約克提出退休；否則就回約克多教五年書。因此，教院需要給我三至五年的新聘約，我才可以考慮。莫禮時也樂於見到我留下最少三年，遂欣然開展了副校長評檢的程序。
這套程序在教院十一年的歷史裏已運用過幾次，雖然沒有成文法規，但已成習慣，和其他院校的做法也大致相若：由校長向各有關部門的主管徵詢對副校長的評價，然後綜合了幾十位同仁的意見，作為他的報告，向校董會主席提出續約與否的建議，再提交校董會通過。2005年10月，莫禮時完成了對我的評審程序，向主席提出要讓我續約三至五年，卻不獲主席支持，但主席還是容許莫禮時把議案提出11月的校董會。莫和我相議開會時的策略。我向他私下指出，我在約克還儲蓄了差不多一年的休假，是為了休養、研究和備課用的。如果真有需要而別無選擇，尚可以犧牲了它，爭取為我續約一年，俾能推展教院內我最關心的大計和跟中大協作的關係。
計議好了，莫去開會。梁主席裁定討論副校長續約案時，所有教職員和學生校董需要離場，我也自然避席。那天早上，大家在會議廳外等了足足一小時。我後來聽說事情是這樣的：莫禮時提交了評審報告，建議讓我連任。有一位來自其他院校的校董率先發言，質問為什麼評審校長、副校長續約的事宜沒有明文法規，只憑習慣？為什麼由主席和校長主理其事，是否把其他校董看作橡皮圖章？等等。根據會議常規，這些質詢是連任與否的個案的題外話，應該在處理完個案才可以討論，否則是違反會議秩序。但當時主席沒有堅持專注議題，反而容許有關明文法規的題外討論糾纏了大半小時。其間似乎沒有人說我做得不好，不宜續約，但討論始終不曾集中在續約的議題。最後有人說欠缺法規，就是程序不足，不可能給一個三至五年的新約，只能續約一年。莫禮時看準這個時機，動議續約一年，校董會無異議通過了。隨即有人想翻案，說教院需要穩定性，不能讓一個只做一年的人當學務副校長，需要一個做三至五年的。但莫禮時動議讓我續約三年，卻又有人說程序不足，等等。結果，續約一年的議決紀錄在案。後來有人每每在其他院校揚言"Paul got what he wanted"，暗示莫禮時有什麼不可告人的理由，不讓我長期留任。我和莫禮時的理解則是，他動議?
我為什麼相信他的說法，不相信別的解釋？除了我和他之間有互信的默契，還有以下的原因。表決以後，主席召喚各位教職員校董進入會議廳。除了莫禮時向我簡述結果以外，主席和其他校外校董都沒有向我說半句話：沒有恭賀、多謝、可惜或任何其他說話，就像剛剛過去的一小時甚麼也沒有發生過。主席也沒有宣布這項議題的結果。教職員校董、學生校董，以至當天缺席的校內校董都不知道結果。憑我近四十年的會議經驗看來，這是十分不尋常的。還有，當閉門討論莫禮時提交的評審報告時，沒有人說那報告或評審程序有什麼違反或不妥，或說我的表現有何不好，卻不斷有人說教院應有另外一套評審校長副校長的程序。這也是很不尋常的。（另一宗評審後的「上會」波折更不尋常；不過我在此不宜多說了。）
我無意評論我的續約過程有何底蘊。我只願指出事實：當我獲得短期續約至2007年4月，而倪偉耀在2006年8月離職，校內校外都普遍知悉莫禮時將在2007年9月約滿。為什麼沒有在2005年底開始學術副校長的遴選機制？為什麼2006年4月成立了校長評審小組而半年不啟動？我無意判斷是否有人有意或疏忽，導致三位正副校長相繼在一年內離職。如果預見莫禮時此人不符合教院未來的需要，為什麼不在他約滿前三十個月開始評審，預留兩年做個像樣的遴選呢？各人評審和續任與否的時間表應該由誰掌握？為什麼現在有人要抓出前年我續任的小波折，把什麼「真空」、「斷層」的責任推諉給莫禮時，混淆視聽？
艱難險中的奮進
莫禮時任校長五年來，教院成就了很多：獲得自我評審資格、實質上升格成了大學；畢業生在社會上的認受性持續上升；教員學術水平不斷提昇，課程不斷改進；開設高級學位課程；教職員定期評審的程序逐漸專業化、透明化；學院內部各主要委員會的工作也漸上軌道；學術行政架構重組減少了架床疊屋，改善了給學生的服務；政府要求的「脫」工程也大致地平穩過渡；兩次削資裁員的慘痛經歷記憶猶新，但起碼沒有釀成MIRS那樣的激盪。教院肯定未臻差境，但成就仍是可觀的。這一切都是幾百位教職員共同努力的成果；但校政領導人的願景、學術和行政水平、管理手腕和工作的魄力與承擔，也是不可少的。莫禮時當然有他不少的缺點。他獲得續約與否是校董會的權威和智慧的決定。要設想未來，從而判斷需要一位怎樣的新校長，這是校董會的權責；我們關心教院的師生，都拭目以待，洗耳恭聽校董會的願景。但要評鑑過去，我們就得把事實放在面前，讓校內外關心教院的人作出客觀公平的評價。
在莫禮時任內，教院成就了很多，遭遇的困難艱險也很多。上文簡述了一些校內少人知道的事情，希望有助大家作出持平的評價。其實莫禮時幾年來經歷的艱苦，尚有很多未及細述。例如幾年來每每有教院同仁在報章發表批評「教改」或教育政策和施政的文章，隨後即屢有高官打電話來要求莫禮時「炒」這位那位同事。莫禮時都一一拒絕，說教院享有大學自主，同事們應有學術自由，身為公民也有言論自由。這樣的通話，都是不歡而散。其後莫禮時都會懷悲憤的心情告訴我和另外一兩位同事，但從來沒有告知高官說應「炒」的當事人，以免成了限制言論自由的幫凶。他也本著自己堅守的體育精神，這樣的通話，他一直守秘，從不外洩，以免造成衝激或波動。他和我從來沒有公開批評教育政策和施政，但我們私下和高官辯論教育問題，或質疑教育規劃的精確，或悍衛教院同仁的學術言論自由，也惹來非議。梁主席就曾在校董會席上說過我不應恃著大學自主、學術自由，冒犯高官。
我只能說，學術自由，言論自由，不單是抽象的哲理，也是知識型社會裏的教育和師資培育的必備條件。沒有了獨立思考和批判思維的空間，何來「教改」的前途？如果長官意志就是最終的依歸，我們還要辦什麼教育？有人說莫禮時未能處理好與「主要持份者」的關係，因而教院必須換人。我只能企望他的繼任人能夠既堅守學術自由、獨立思考和批判思維，又同時能夠善解善承上意，為我們未來的香港教育大學帶來更光明遠大的前景。
2004年6月底，小學縮班殺校的「超額教師」200人靜坐抗議政府未能幫助他們轉職。一天傍晚，李局長打電話來教院找校長，適逢莫禮時在假，由我署任，電話是我接的。李局長要我出個聲明譴責這批「超額教師」和幫助他們的教協會阻礙我們的畢業同學就業。我說：對不起，李局長，我不能出這樣的聲明，因為兩批人都是我們的畢業同學，不過是先後幾屆的差別而已。李局長聽罷冷然說：「你唔肯出嗎？好！I'll remember this. You will pay!（我會記著，慢慢跟你算帳）」。
我知道，局長。現在是算帳的時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