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城金棕櫚獎」可以是金字招牌也可以是趕客標誌， Art House電影教人走夾唔抖，是香港市場的金科玉律，買家近年已放棄以小搏大的僥倖策略，反是以極少戲院放映更被發現是週全模式，有心人才不介意山長水遠看一場好戲，結果贏得「單戲院計好票房」的得體結果，在此模式下上畫的《半熟爸爸》(The Child) ，是來自比利時的戴丹兄弟六年內第二度得到「金棕櫚獎」的佳作，前一部是描寫一名拾荒少女生活概況的《露瑟妲》（Rosetta），本人的心頭好卻是問世時間夾在前兩者之間的《他人之子》(The Son)，講的是一個木工導師面對殺害了自己兒子的前少年犯學生，竟然事有蹺畸地仇將恩報，耐心教導他，其敘事結構與其超人性的包容和寬恕意旨配合得絲絲入扣。
《半熟爸爸》不像《他》般暗藏山雨欲來的劇力，或者該說前者的戲劇性是植根在其前設議題之上，其社會性也更強，話說一個靠偷竊維生的無業青年布朗，在其兒子出生後他生活所出現的變化，導演說「電影是集中看他怎樣能夠(或不能夠)建立起和這個孩子的關係。」這平常而又有趣的問題背後，根本就是人對責任感的自覺性，和對人際關愛的悟性，英文片名《The Child》既指片中的初生嬰兒，也指布朗這個可以在大街小巷隨地「執到」的街童式青年，這並非簡單一個角色，而是一個被賦予普遍同等價值觀人物象徵的工具，他在特定處境裡的遭遇後的反應，反映其自私、苟且和不知廉恥所引伸種種「徵狀」的多面性，簡單的事件經過編導對人性細緻和小心的推敲，令主角面對事件的反應既尋常又令人有由近及遠的思考空間，劇情安排沒太多雕琢痕跡，人物命運又彷彿秩序井然、因果有序，因此更覺劇本如國王的新衣，內在精神遠大於外在的設計。片中最妙對白，是一個無關痛癢的小誤會﹕醫院護士以為布朗的孩子是布朗，布朗說「不，我才是布朗。」像在提醒觀眾，父子兩人也是茫然無知，又不由自主，被混淆身分更覺有超邏輯意義。
對於絕多數乾涸地讓人物為服務劇情而生的現代電影，《半》更如教材，其主角塑造過程在全片中沒有一秒休止，角色性格並非根據典型人物原型憑空打造，事件與人物的言行相輔相成，人物成為了現象的縮影，戴丹兄弟在這方面的功夫做到滴水不漏，李安說《半》片像《單車竊賊》（The Bicycle Thief），可是前者的比利時社會環境比後者的「二戰後」背景更複雜，聽來很對，而且電影在新寫實主義的演化過程中相當珍貴，在現代電影的聲色犬馬中，更像逆流而行，那邊廂藉繁複敘事結構為種族主義漂白，表面上將歧視賴成社會大環境問題以抹去人的元素而淡化仇恨，實際上將種族歧視說成環境因素主宰而好讓歧視者鬆口氣的《撞車》(Crash)，竟然贏了奧斯卡，投票人簡直失心瘋，《半熟爸爸》說明人性由黑暗轉向光明的開端往往不是人發現自己的錯，而是發現自己的可悲，言簡意賅，撥亂反正，沒有電影語言上的賣弄，甚至沒有音樂，最扣人心弦的倒是販賣人口罪犯在隱藏處數錢的聲音，和與布朗一同犯罪的十來歲同黨在逃避追捕時躲在冰冷海水裡的喘息聲，這些聲音的重量在於熱心腸觀眾對角色生活動盪的波瀾之感同身受，其力量源於自然，讓手法上的冷靜確切地充當讓觀眾沉思的最大條件，直讓形式主義者手心盡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