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間作者〕葉蔭聰
沒有想過，星期日下午三時的牛棚，會有這麼多人來聽演講，大家似乎對"媒體"及"價值"有很大的焦慮及期望。
"另類媒體與香港生活價值"的討論會，第一位講者是羅永生，他以一個比較歷史的角度，看今天大談"另類"與"價值"有何獨特意義，不熟悉他的人，覺得有點奇怪及囉唆，瞭解他的朋友，應對他的歷史角度並不陌生。
他由八十年代開始講起，他自己搞學生報，以"媒介就是生活"作口號，《號外》創刊談新思維、新價值，大家似乎都認同要以媒體改造社會，並沒有主流或另類的之分，價值也沒有面臨甚麼危機。
這是由於香港八十年代以前的媒體，仍是文人辦報，具有社會使命感，具有強烈的倡導意義，促進政治及文化反省。
但八九年的六四事件，一方面是香港的政治啟蒙，另一方面卻是開展了香港傳媒的另一頁，《壹周刊》與《蘋果日報》成為九十年代香港傳媒的典範，政治性及倡導性十足，但反省反缺；例如，九十年代的政治新聞，充斥著親中及親英的標籤，政治討論空間越來越小。
同一時間，香港社會運動作萎縮，特別是在媒體之上，社會運動越來越無法駕馭傳媒，反而被傳媒支配，他們所倡議的議題更見邊緣，舊有的倡導（advocacy）能力下降，因此才出現主流與另類之分，同時，價值亦面臨危機。
在這種狀況之下，新媒體進入香港社會，以至為部份社會運動，究竟要如何重新發展一種新的倡導能力？新媒體具有互動性強，參與的可能性高，具有反工具性的特點，亦鼓吹"生活就是政治"等政治實踐；但是，它有時會有非政治性傾向，失諸自戀及缺乏焦點，他舉出近年有許多校園記者，以至錄像培訓，往往是複製主流媒體及主導意識形態。
技術不會自動解決問題，人如何運用技術來解決問題，促進政治性力量，發展一種新倡導方式，以至草根性認同，是有待爭議及開拓的空間。
事後我訪問了一些聽眾，他們對羅永生的歷史性敘述並不是很習慣，而且概念密度也太高；In-media的另一成員林藹雲建議，講題的後半部，其實可以用一些近年外國media activism例子來說明，例如IMC，或者是另類新聞寫作gonzo，可能會較具體，對一般聽眾較有啟發。
不過，我認為羅永生的歷史敘述還是十分重要的，因為，要避免非政治性的一窩蜂潮流，新一代的media activist，有需要對新媒體實踐有一個歷史性的理解及認同，才能更清晰自己要幹甚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