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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國民教育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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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經

本港回歸至今政治形勢系列之(四)──資本家向勞動階層轉嫁經濟危機

本港回歸至今政治形勢系列之(四)──資本家向勞動階層轉嫁經濟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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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7至2003年是本港經濟由繁榮步向崩潰的階段,根據政府統計處的數字,期內失業率相應由2.2%上升到7.9%,而工資水平自1999年開始了普遍的負增長。期間科網熱潮一度帶動資產價格反彈,然而這不過是人們未有從房地產泡沫危機當中吸取任何教訓的反映。泡沫再度爆破後,失業率到2001年末重越1999年6.3%的高峰,經濟形勢非常嚴峻。由於製造業向內地轉移後本港已失去創造財富的動力,經濟依賴有限的消費活動勉強維持。

  因為財富已在泡沫時期嚴重透支,而市民收入亦隨經濟衰退而萎縮,決定了本地消費力持續疲弱。正當香港遭受「非典型肺炎」疫情打擊,社會信心跌至谷低之時,某知名作家撰文狠批時任特首的董建華「摧毀了香港人的尊嚴,葬送了一個繁榮的城市,為香港帶來怨憤」。前面的文章當中已分析過香港經濟由盛而衰的內在必然性,以下我們將探討市民的「尊嚴」是怎樣被「摧毀」的,以及將「怨憤」向董建華宣洩是否有積極意義。

衰退期間港府的應對措施
  由於「八萬五」政策被指為樓市崩潰的元兇,而且巨額財政赤字對管治當局本身構成強大的壓力,形勢迫使政府必需採取緊急措施應對危機。1999至2002年間,政府對自身架構實行了連串改革措施並大幅調整公共開支,主要包括「殺局」,即解散市政局/區域市政局並成立隸屬政府的康文署及食環署接手原市政總署/區域市政總署的工作;推行志在削減公務員編制及福利的「公務員體制改革」;出售公共資產;以及聘用非公務員合約員工、減薪、削減大學撥款、以「用者自付」原則改革公營醫療系統等節流措施,並將部份公共服務以價低者得的辦法「外判」予承辦商經營。

  之不過所有節流措施只能爭取有限的時間,開源無方的話財政儲備總有耗盡之虞。因此,董建華一再於2000及2001年施政報告當中提及十年內將香港高等教育的普及率由30%提高到60%的目標,以培養人才「趕上新經濟列車」。所謂「新經濟」在當時環境下所指的無非是資訊科技產業,然而香港的產業基礎比較美國薄弱得多,要與先驅者較高下並不是簡單模仿就辦得到的。

  單靠自身無力脫困唯有指望「外圍因素」,內地居民「個人遊」政策實施前其實已存在「團隊旅遊」安排,2001年施政政報告是這樣說的:「內地漸轉富裕的龐大人口,是香港旅遊業可以開拓的重要客源。目前內地訪港旅客佔總旅客量約三成」,「特區政府已經與國家旅遊局談妥,由2002年1月起取消『香港遊』配額制度,並同時開始積極增加內地的組團旅行社數目,目標是容許所有組織內地居民『香港遊』的內地旅行社都可組辦『香港遊』。」此外,當局以優厚條件吸引「迪士尼樂園」落戶。

  與此同時,處理持續惡化的失業情況與「開源節流」同樣緊迫,當局因而願意花錢通過不同途徑提供短期就業機會,也針對成年人開辦各種提供津貼的短期就業培訓課程。年青人的失業情況更為嚴重,當年有「畢業即失業」的說法,當局對此採取了拖延青年投身就業的策略,先後推出免費的「展翅計劃」以及以現金津貼企業提供實習機會的「青年見習就業計劃」(青見),而自資修讀以獲得等同會考五科及格資歷的「毅進計劃」,以及「副學士」課程的開辦則成為了「教育產業化」的先聲。

資本家向勞動階層轉嫁危機
  相對於管治當局的舉措,「民間」的動態讓我們更感興趣。雖然官方的宏觀統計數據已足以證明資本家在危機之下必然採取措施轉嫁危機,勞動大眾難免要面對減薪、裁員,但當時不少打工仔只想到自保,他們不希望被老闆或上司認為閒着沒事幹而首先作為裁員的對象,就算完成了當天的工作也自願留在公司。這種想法低估了僱主的管理和洞察能力,如果僱主認為有裁員的必要決不會因為員工勤奮而作出特別恩恤,因此各種加強剝削的通常手段仍然值得加以解構。

  僱員在僱主在不付代價的情況下加班就是變相降低平均工資,不過僱主可以得到的好處尚不止於此。因為企業的業務通常會有「旺淡季」的周期性變化,而每天的工作量也不是平均的,員工加班讓企業可能以「淡季」的必要人手應付「旺季」或者個別日子的工作量。就算是有償加班對企業仍然是有利的,因為員工每一個受薪小時的勞動強度都有所提度,相比增聘人手還可以節約培訓和福利開支。

  進一步加強剝削的辦法是以短期合約招聘人手,除可壓低工資以外也迴避了保障僱員的法律責任。由於《僱傭條例》規定一旦僱員「按連續性合約受僱」超過24個月及5年而遭解僱的話,僱主就要分別支付「遣散費」及「長期服務金」。如果一個長期設立的非核心職位以合約方式每年僱用不同人擔任,那麼法律上就不會構成連續受僱。

  就算資深的管職人員同樣處境不妙,失業率上升意味着勞動力相對過剩的情況越來越嚴重,狡猾的僱主開始以學歷要求為藉口,讓富經驗的現職員工與工資要求較低的求職者競爭作為壓低工資、裁員的理由,「教育產業化」的社會基礎亦由此產生。其實很多廠東、商人本人也不一定具備大學學歷,他們又怎會迂腐到認為一個人的工作能力決定於他的學歷,以至於非專業的職位也必需由學位持有人擔任呢?

  至於不法手段方面,政府推行「強積金」政策的時候,不少僱主均藉口強制僱主供款構成額外負擔而加緊減薪、裁員,部份甚至強迫僱員轉為「自僱人士」以逃避供款責任。另外,個別僱主會教唆僱員同流合污,串謀詐騙「破產欠薪保障基金」(簡稱「破欠基金」),後來更衍生出「進化版」,僱主注冊多家「有限公司」進行「假外判」,既用不着僱員配合,減低被舉報的風險,也提高了執法部門檢控的難度。

政府放任資本家「摧毀」勞動大眾「尊嚴」
  由於旅遊消費服務行業成為了本港的經濟支柱,旅遊發展局於2002年推出了一輯以劉德華為主角的電視宣傳短片,其台詞「今時今日咁o既服務態度未夠架」深入人心。雖然片中有的敷衍塞責或向顧客發脾氣的例子是表達得恰當的,不過說實話又或者無心之失也被定性為服務不周就甚為不妥。片末的台詞「要客人開心,老闆放心」顯示出短片對象是本港服務業從業員,這並不是偶然的,充分反映管治當局徹底站在資本家的立場上,藉推廣旅遊業的名義對勞動階層作出「訓示」,並肯定商家向僱員施加精神壓迫的正當性。

  不過撇開短片所宣揚的意識,當中確實反映了商家的生意在經濟蕭條的環境下不再「唔憂做」,「顧客就是對的」早已成為了他們的「信仰」,有關「態度」的投訴成為了家常便飯的社會現實。與此相關的是,以往備受社會輿論贊揚港人勤奮創業的「香港精神」已被賦予另一重意義,管治當局希望勞動大眾回憶從前的艱苦歲月,與資本家「共渡時艱」,董建華也主動提出減薪以示「誠意」。可是市民並不買帳,上述短片推出以後市民甚至以同樣的邏輯對待前線的公職人員。

  回歸到什麼人「摧毀了香港人尊嚴」的問題上,我們認為港府自然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但問題並不在於管治班子破壞市場規則,「葬送了一個繁榮的城市」,反而在於大力推動「市場化」,讓勞動大眾直接地處於資本的統治之下。「強積金」、「外判」、「教育產業化」均涉及「市場化」操作,而且表現出「官」「商」之間的默契,當中的深層意義值得我們作更進一步的探討。

政府及企業界藉「強積金」制度推卸退休保障的責任
  根據官方資料,「強積金」政策是基於世界銀行1994年發表名為《扭轉老年危機:保障老人及促進增長的政策》報告書所倡議的「退休保障三大支柱方案」當中的第二條支柱而設立的,其標準要求是僱主僱員各向戶口供款工資額的5%,雙方均可作出額外的自願性供款,僱員供款由每月工資當中扣除,而整筆資金直到退休才能支取。

  退休保障「無中生有」勞動大眾表面上好像撿了大便宜,然而冠冕堂皇的詞藻包藏了管治當局「暗渡陳倉」的盤算。其實官方的陳述只有預期人口老化一項屬於客觀事實,根本上整個「強積金」制度為僱主預留了兩扇寬敞的「後門」。首先,立法者並沒有相應制訂防止資本家裁員、減薪的相關規定,其次就是設立對衝「遣散費」及「長期服務金」機制。難以認為兩個明顯的制度漏洞是由於立法者疏忽而造成的,當中反映了管治當局企圖推卸保障勞動大眾的退休生活並從監管僱主遵守《僱傭條例》的責任當中溜開,放任資本家加強壓迫勞動者以渡過經濟危機。

  原理在於「人搵工」的環境下僱主自然處於強勢一方,系統性而言如果工資水平整體下降5%(實際上有過之而無不及),名義上的僱主供款部分將形同由勞動階層應得工資額當中扣除。再者,在正式實施的時刻「破欠基金」本身正面臨破產的風險,政府通過強制僱主供款和設立對衝機制,變相要求他們為自己準備「炒魷魚」基金,此後僱員若同意串謀詐騙就算僥倖成功,起碼能夠減少「破欠基金」的損失。

  在僱主減薪亦即向僱員轉嫁供款責任之後,法例所規定的「遣散費」及「長期服務金」兩項勞工福利通過一輪操作就算不是形同虛設,其作用也大打折扣,「破欠基金」也幾乎成為花瓶,而真正撿了大便宜的是金融機構,它們不費吹灰之力就能夠賺得鉅額資金所衍生的管理費。事件中大家可以見識到什麼叫做「將欲奪之,必固予之」,而資本家總有辦法通過系統性操作把保障勞工權益的法例變成文明社會華而不實的「裝飾」。

「外判」是壓低工資的有效手段
  「外判」制度其實早就存在,最為人熟識的是建造業的情況,由於動工需要視乎天氣狀況,不同工種的施工期也不一樣,資本家就有理由按工程需要僱用人手並要求建築工人接受日薪,避免承擔定期的工資支出。另外,建築地盤最容易發生工業意外,發商展通過「外判」就完全迴避了法律責任,資本家尚有其他卑鄙的考慮,例如以往僱用非法勞工或者偷工減料是非常流行的,成功瞞天過海的話兩者均可省卻大筆工程費用,東窗事發也就抬出「外判」公司的掛名負責人「祭旗」了事。

  「外判」制在經濟逆轉以後大行其道則主要由於政府和企業節省開支的需要,尤其是市政局被「殺」、政府產業及公屋管理工作「外判」、公務員自願退休計劃(即俗稱「肥雞餐」)等連串動作後,清潔及物業管理公司獲得了廣大的發展空間。直覺上,服務性的市政和物業管理服務由政府提供造成負擔,由「外判」商承辦卻能夠創造盈利,令人以為資本家彷彿有「點石成金」的能力,而我們則認為是「石頭鑽出血」。

  在嚴重的財政赤字之下,官僚系統當中的上層削減下層人員向公眾交代,並通過「外判」壓低工資以便保住自己的高薪厚祿。由於服務合約價低者得,承辦商必然以最低限度的人力物力滿足合約要求,這種做法故然有助於提高社會效率,不過由此衍生的經濟效益卻以勞動者的收入下降及工作強度提高為代價。可見資本家運用「外判」手法存在各種各樣的便利,待遇可恥的非技術職位只不過是市場規律的必然結果。

  其實政府推動「市場化」可以視作對全社會進行財務重組,1997年末推行出售公屋的「租者置其屋」計劃就是其部署的一部份,辦事效率一直為人垢病的房屋署早已成為了裁減職位的主要目標。如果公共資產變成了私人資產的話,管理責任理所當然應該由市場負責,官方聲稱「市場化」可達致「三贏」局面,物業管理公司心領神會,於是十分樂意高薪聘用房署離職人員以加速有關過程。可是以為「魚與熊掌」兩者兼得的人不久就後悔了,2003年3月1日《蘋果日報》的報道「搵工艱難 寧將離職金連息歸還 享肥雞餐300前公僕求返房署」反映了有關情況。

「教育產業化」犧性年青人的發展機會
  「教育產業化」所形成的剝削是比較隱性的,因為隨着社會進步,僱主對勞動者的知識水平有更高要求似乎十分自然。其實政府從來沒有名正言順地推動「教育產業化」,只有鼓勵「終生學習」,不過一旦在宏觀的經濟層面考察這個問題,我們就會發現整個過程當中同樣表現了政府和企業界之間的默契。

  對於政府來說,「教育產業化」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減少財政赤字,迫使勞動階層以自己的收入或儲蓄支持正規的教育系統,中小學轉為「直資」以及大專院校大量開辦自資的學位和文憑課程就是「教育產業化」的直接結果。而在入讀名校的壓力下,家長爭相把子女送到各種補習社或者興趣班,由此創造一系列商機。

  對於資本家來說,「教育產業化」帶來的直接好處就是向勞動者轉嫁培訓成本。另外,就算撇開經濟危機之下僱主以學歷為藉口減薪及裁員的情況,教育普及本身也會加劇知識型勞動者之間的競爭,相關職業的工資水平自然相應地下降。如是者,同學們未踏足社會之前就要背負沉重的學費負擔,使他們未有收入就已經要套上債務的枷鎖,畢業後往往只謀得一般水平收入的工作,到還清欠款的時候差不多已踏入中年。

  更有甚者,政府為挽救房地產市場而減少公營房屋供應,導致私人住宅價格及租金居高不下。在年青人的個人角度出發,他們難有儲蓄,創業或置業的難度越來越大,感到上流階梯出現斷層;而在社會系統的觀點出發,大家將會發現管治者為了挽救資本主義而犧性了年青人的發展機會,卻強化了資本家和物業持有人不勞而獲或者少勞多獲的權利。

兩類政治角力
  如果着眼於不同集團之間的政治角力的話,我們可以把這一段時期歸結為兩個方面,首先是「泛民主派」成功利用人們的「恐共」情緒,把房地產泡沫爆破導致經濟衰退的責任推卸到「八萬五」政策上面。「強國」只不是近年才的流行來的稱呼,以前香港社會對於「共產」中國的主流認識是政治上專制獨裁之餘經濟又落後,由於高層熱衷權鬥而愚弄人民,實行「多數人暴政」,搞「平均主義」、吃「大鍋飯」,限制有能之士的發展,政治運動不斷,導致國家坐吃山空經濟崩潰。

  之不過本篇談及的情況明確顯示出,直接壓迫港人的並非「共產黨」而是資本家。港府在經濟危機之下非但沒有把資本家的資產充公,反而首先考慮到他們的存亡,並通過「市場化」把經濟權力讓渡予資本。實際上,削減開支是政府和企業界應對危機的唯一辦法,資本對勞動者造成的壓迫更甚於政治上的專制,「泛民主派」客觀上既充當了投機者輸打贏要的代理人,也為資本家加強剝削提供了掩護。

  另一方面就是管治當局為了挽救資本主義相繼討伐各個「獨立王國」,所謂「獨立王國」指的是不能被隨便解聘的公務員團隊,以及由公共財政撥款但不受官僚意志直接統轄的機構,例如市政局以及各大專院校。這些機構的既得利益者受到觸動,於是以不同的手段進行抵制,個別公務員團體以司法覆核挑戰政府減薪的決定,「泛民主派」以至部份「建制派」議員批評政府「殺局」扼殺「民主」,大學教職人員則指削減撥款影響教學質素,甚至提出助長阿謏奉承文化的調論,意在連繫到「港大民調風波」,暗示政府可能借撥款問題妨礙學術自由,大專學生亦曾醞釀罷課抗議但最終沒有實行。

  進一步歸納的話,各事件中均存在一個共同點,各種與管治當局對立的力量均在意識形態的範疇找出不同的抵抗理由,顯示「法治」、「民主」、「自由」、「平等」等概念儘管被賦予各種高尚內容,但在實際上總是服務於爭取某種實際利益的行動。

教育事業在現實社會當中的意義
  可能有人會認為以「獨立王國」來形容大專院校的教職團隊並不恰當,因為學術界肩負培養人才的責任,學者理應具備客觀獨立的思維。然而事實上資本的影響力無孔不入,大學教員的薪酬水平本身就是資本主義市場原則的一種結果。資本家以高薪吸引社會精英為自己服務,例如律師、會計師、企業管理人員、醫生等專業人士都是高收入的群體,公務員的薪酬調整機制原理亦在於此。同樣道理,要聘用專家為教育事業服務,就需要提供與企業相若的待遇,因此在社會問題上大學教員往往會不自覺地站到了資本的一邊,又或者採取有限度改良的立場。

 「教育產業化」以後,與教育系統相關的利益關係就明顯得多了。教職人員並未以自降薪酬的辦法應對政府削減撥款,他們選擇了適應資本需要而犧牲學生利益。大專院校為了增加收入大辦各類自資課程並降低入學門檻,同時將以往屬於職業訓練的範疇美其名為「正規的學術課程」並納入「資歷架構」當中。為了將學府或課程「升格」,學院必需聘請更具權威的專家作為教員,如此一來教職人員的收入就不跌反增。

  不過在資本家的眼中,不同大學以至不同學系的文憑份量是不一樣的。社會主義理論的奠基者馬克思曾經諷刺為資本主義辯護的學者是「有學位的『奴僕』」,可是這些學者的收入與「奴僕」的稱呼是不相稱的,更諷刺的是如今向勞動階層頒發學位竟演變成一種讓人甘願為資本家當「奴僕」的手段。我們並無貶低學位持有者的意思,也不是說社會並不需要培養智力勞動者,而是向大家形象地展示現實當中教育事業的社會意義。

小結
  企業界所發生的事情大都不會有文獻記載,而政府卻必需直面公眾,人們於是十分自然地將經濟興衰連繫到政府的管治上面,卻忽略了資本主義在經濟上賦予了資本家實際權力。以今日的眼光回顧回歸以後的一段艱難日子,我們發現「好心腸」的董建華先生為了挽救資本主義已施盡渾身解數,而資產者卻把經濟衰退的責任推到董氏一人身上,這般顛倒事實真可謂「恩將仇報」。

  然而我們並不為這位前任特首感到不值,因為以上描述只不過是資產者之間的道德瓜葛。值得勞動大眾反省的是,當年大家沒有關注自己的根本利益,只憑直覺判定到不受監督的公營服務欠理想,卻未能洞察資本家為轉嫁經濟危機而設的各種圈套,也需要為自身處境惡化承擔一部份責任。資本家以往比較倚重直接暴力,現在則主要依靠整個社會系統以模糊剝削的關係,因此我們有需要對各種社會現象進行更細緻的分析。

  資本家最推崇的就是「自由市場」與「競爭」,但他們所真正追求的是「壟斷」一切社會資源,因此大家有必要對「競爭促進社會進步」的觀念重新審視。如果我們為了個人利益而互相競爭,首先得益的是各種專家學者,他們通過市場化的教育制度先於資本家對我們進行盤剝;然後是資本家,因為市場原則下我們只不過是資本按需要購買的商品,我們的「身價」得由資本決定;最後就是成全投效大資本家的社會精英,因為培養他們成才的教育系統歸根究底由我們支撐起來。

  如今形勢下,大家應當確認個人利益只有通過集體利益而實現的道理,而基層市民吃過「市場化」的苦頭自然歡迎政府進行更多的干預,如果不承認這一點的話就難以重新出發。至於意識形態方面,「建制派」和「泛民主派」對待北京政權的態度一直壁壘分明,然而在經濟危機的機頭彼此就有了一致的目標,面對資本的瘋狂進攻兩大工會也沒有組織跨行業的抵抗,徹底出賣了勞動大眾的利益。

  可見目前社會上活躍政黨和工會組織只不過是政客之間爭權奪利,或者服務於不同利益集團的工具,根本不值得大家信任。對於我們勞動大眾來說,頭等重要的政治是排除分歧,集中力量與資本進行鬥爭,而且不能設想通過政治代理人或者當權者的恩賜就能夠戰勝資本主義。下一次我們將對移民政策,尤其是幾次引起廣泛爭議的居留權問題進行探討。

民間國民教育研討會
2014年11月2日
(2017年6月12日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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