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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蔭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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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運

雨傘革命,香港民變

雨傘革命,香港民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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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領運動持續了快兩個月,官民之間毫無半點和解迹象,就連對這事件的命名也沒有共識。

民間初時對命名也眾說紛紜,畢竟它不是佔中三子最初構想的「愛與和平佔領中環」,而是半意外地佔領金鐘而生,繼續叫「佔中」嗎?有點名不符實。初時西方媒體稱之為「雨傘革命」,可謂神來之筆,雖然不是要推翻政府,但大家享受一股清新的革命精神,為那一把擋催淚彈的雨傘而自豪。但叫不了幾天,有些比我老成持重得多的學者公知,擔心「革命」太沉重,反對「革命」一詞,於是漸漸又成了「雨傘運動」或「佔領運動」。

至於官府,不論是北京還是特區,不單對雨傘很敏感,也極少用「運動」一詞;可能因為它帶有廣義的變革氣息,讓自己絲毫不動的立場、姿態及面貌顯得很難看。特區政府有時會用「佔中」二字,剪去運動,省去後面的名詞,也故意混淆一個事實:佔的是金鐘、銅鑼灣與旺角,中環並沒有被佔。有時政府又稱為「佔領行動」,同樣避開「運動」,少了一點人氣與動感。警方則乾脆稱為「非法霸佔路面」或「堵路」,只強調是違法行為。至於北京政府,基本上跟港府一起叫「佔中」,但有時忍不住政治掛帥的本能,曾試過稱之為「動亂」,喚起人們八九六四記憶,又大談「顏色革命」,強調外國勢力云云。

無論「運動」或「革命」,都有點西化,我倒想到一個舊中國的用詞——「民變」。「民變」顯然是昔日統治者的用法,泛指民眾造反鬧事,有貶義。不過,也不失其反抗政治的意涵,因為它總伴隨着昏君無道、酷吏苛索、民不聊生等等而用。事實上,自明清兩朝開始,發生在城市裏的民變日漸增加,包括糧食暴動、工人罷工、生員事變、反對地方官員、抗稅等等。前陣子在書架上看到巫仁恕的《激變良民:傳統中國城市群眾集體行動之分析》,筆者多年前在台灣讀書時有幸上過巫老師的課。此時此刻,禁不住發揮一下我有限的歷史想像,理解今天的香港。

巫仁恕指出,中國城市化快速增長並不始於明清,而是宋代,可是,城市民變的急劇增加卻是明代中期(萬曆)至清初(乾隆)年間開始,大約是16至18世紀期間的二三百年。此前民變多是「落草為寇」的農民起義,但明中葉開始,城市成為民眾政治舞台,民變參與者的類型與行動模式也增加,士農工商皆有機會在城市中發起集體行動;同時,各類會社、行會及幫派,透過廟會、小說戲曲、公開揭帖(類似大字報)、各類出版物等等激化民意,聚集民眾。然而,他們通常不會像農民起義那樣,由地方性抗爭演變成全面造反,佔據山頭,立地稱王。參與者只求改變政策,打倒不聽民意的官員,而不是要推翻朝廷,皇上永遠是英明的。用現代政治學的術語來說,就是自我設限(self-limiting)。

事實上,我並不認為「民變」真的是很準確的概念,用來描述香港的佔領運動,畢竟這詞用在當下,有點時空錯亂。可是,當稱香港佔領為民變時,又會看到不少有趣的特徵。這場運動具有爭取西方政治權利平等的訴求,行動上有許多近年全球激進運動的特性,佔馬路、衝擊警察防線、設路障等等。但是,不論策略是好是壞,性質上始終是地方性的抗爭,亦有地方味道。群眾自己發明一套港式非暴力抗爭:舉手、舉傘、且戰且走、散完又聚等等;有不明來歷的人乘機「反左膠」,不許唱歌、放電影、嬉戲;至於旺角的關公與耶穌祭壇,更具昔日的廟會與民變匯流的特色。

一面是不按牌理之餘,另一面是運動自我設限。試舉兩個例子,10月1日金紫荊廣場國慶升旗,外圍有長毛在喊「結束一黨專政」的口號,竟然有同是來示威的佔領者想上前阻止,覺得這口號「太激」了;最近學聯要求上京跟領導人對話,來個21世紀公車上書,本以為不少激進人士會反對,可是,好像沒有多少,而聽到的支持聲音卻更多,甚至有人稱他們有勇氣。

如果硬要用西方觀念來理解中國歷史,巫仁恕研究的明清城市民變屬早期現代(early modern)史,而最後以四川保路運動與武昌起義等城市民變方式,引發了辛亥革命,推翻滿清,是為現代中國政治開始。巫仁恕在書的〈餘論〉部分,也指出他研究的民變,無論是性質與形式,與清末的民變有其延續性。換言之,自我設限的民變,經過19世紀,城市民變成為全國性的民變,造成革命性的後果。原因除了是列強威脅、西學來華、接合世界貿易、發達的傳播媒體工具等等激化之外,巫仁恕認為,最重要的是清政府這個外來政權以「剿」來應對民變(與明朝以「撫」為主不同);在盛世之時,「剿」可以打造國家權威與認同,剷除離心者,但在衰敗之時,卻令城裏漢人感到上層滿人對他們進行種族壓迫。晚清的孫文,腦裏是西洋民權革命,雙手卻與秘密會社歃血為盟,高舉種族革命,正是看中了民變性質轉化的歷史趨勢。

從這個角度看,我稱香港佔領運動為民變,正是要指出,它一方面自我設限,另一方面卻具有難以估計的革命潛力,因此,這場運動的歷史意義可能正是它的含糊性格。今天中共暫時容忍這場運動,但竭力進行區隔,相當成功,不讓它感染中國大陸,就是要讓這場運動停留在明清之際的民變性質,不會擴散至更大範圍以至全國。事實上,中共在六四鎮壓之後,成功地既「剿」且「撫」,讓各地衝突停留在明清民變的水平,成為千千萬萬的「群體事件」。

如果巫仁恕所描繪的民變是所謂「歷史潮流」,如今當權的就是要逆流而上。至於順流的人,即使中間有挫折,其實也不用太懼怕或氣餒,歷史並沒有在此終結。

原文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4.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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