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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十年:遺忘.閃念.重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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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攝/李智良

1997年初,我突然來到台北,有種「若不離開香港必逢災禍」的預感,草草起行,從啓德機場出發,幾天裡遭遇了至今不能明白解釋的狀況,又從澳門乘夜回港...... 其後就是十年。而且像Daniel Paul Schreber 回憶錄裡面說的,總覺得自己和週圍的人是從某個夢中,閃念而生、存活閃瞬的「Fleeting Improvised-men」一樣。

沒多少人情願以「政治」界定自己的身份,卻還是不得以「中國政府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作為理解過去10年生活此城的一種參照。特區成立十週年的誌慶即將熱烈起來,回顧與展望卻是淡淡然;十年,宏大又瑣碎,悻悻然不能自己,就無從說起。上星期妖魔化身的名字掛在A1 頭條,本週是地產商遺產訴仲的前哨,打後是熊貓登場讓大眾見面。去年呢?前年呢?一時說不出來,畢竟只是世間一隅的熱鬧。遺忘就是這麼回事,遺忘的人無法講述失憶是怎樣的一種滋味。

我是從教科書與懷舊節目中那個「香港」出生------ 父母於二戰後分别從潮粵南遷,由木屋住到徙厦、到新市鎮公屋......,由車衣女工與修表師傅做到校役與看更,兒女由教會辦的托兒所讀到大學研究院------ 這麼一個勤勞向上/下的「香港故事」中的主人公。然而這個故事到底沒法標示,它没法標示的一切。所謂「歷史」就是記憶的政治與爭持,由是我體會過去十年,在教育改革、在媒體中呈現「強廹症」似的要追源溯往的一種有欠細緻的家國想像,其之於後殖民管治的必要性:教育與媒體之互相借代,設置了我們參與社會的方式,設置了理解自己的角式要求和演繹。

「香港」乃由割讓而始生,而「一國兩制」是歷史上未有先例的政治實驗。居住與生活於特區的人從來就没有可供比照、自況的現實對象。在我的一脫人而言,僅有一種薄弱的、對「前朝末世」的記憶,糢糊輕省。而一種記憶就是一種身份和伴隨它的視角、或處身世事的取態;十年間,糢糊輕省的記憶,水過鴨背,還未及著根萌發的身份意識,就不住在各種「緊急危機」中被消毒洗褪、重整,儼如電腦硬盤之格式化一般!假如過往僅是殖民主義的錯禍,「舊事己過,一切都成新的了」,現下港英遺孽得到國家的認授與祝福,不求反省只求立新,檢視歷史的工作與責任,也大可以新蓋的大樓鎮壓、埋沒填土之下?

檢視歷史不是要阻礙發展的大好勢頭、亦非僅文物建築的封存。因為記憶,它不是戀棧的意思,而是源自長輩與後生,從某處一路走來的生活歷程與生活條件之自足。教育與媒體之互相借代,在於市場與官僚操作下的生產性霸權,暴力隱藏於論述修辭的雅潔。

唯有對自身、對他人生活歷程的「認識」和「重認」(Re-cognition):陌生人競活共存於我城,不是無異於同一種剝削、不是於敵我一統無異的簡單摡括,而是各有一種生活上的曲折軌跡、拋擲出去未可著地的弧線,可能很普遍的一個經歷,但它屬於我、屬於他人而不容抹褪,但它為現實不容。認出了這個,才能想到生活底層的矛盾結構,正是站在一起的一種理由。

本文另刋於13/05/2007明報「星期日生活」p17「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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