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運

蔡子強: 愛在漫天風雨時--再評中大學生報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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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子強
1987年中文大學學生會會長
《明報》.2007年5月15日.A33頁

如果要我說出自己最敬佩的大學校長,或許有人會覺得我不識時務,因為我心目中的人選,不是一位會為大學掙得很多捐款,也不曉得誇耀自己把大學建設成世界「第幾大」的人,但他卻有著教我更加心悅誠服的胸懷——那是中大前校長高錕教授。

記得1993 年,中大30周年校慶,舉辦了盛大的「開放日」來慶祝。但碰巧那時,也是六四事件後,香港學運最「激」的幾年,學生組織最恨歌舞昇平,於是便執意要與校方對著幹。

高錕校長的故事

在開放日那天,中大喜氣洋洋,冠蓋雲集,正當高錕校長要致辭時,冷不防被激進的學生衝上主禮台,在眾多嘉賓、家長、同學、校友的眾目睽睽之下,誓要搶走校長手中的「咪」,以表達另類聲音,結果令台上亂作一團,擾攘達數分鐘之久,令人覺得中大丟盡面子。他們又把抗議的單張放在吹脹的避孕袋內,向現場人士派發,極盡挑釁之能事。

事後,當校長步下禮台時,《中大學生報》的記者第一時間衝前採訪,詢問校方會否懲罰學生,怎料校長卻一臉詫異的說:

「懲罰?我為什麼要懲罰學生?」

那位學生記者頓時為之語塞,頗覺自己就像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我記得幾年後,有一晚與老師關信基教授促膝談心,提起這件往事,他才透露,事後差不多各方都排山倒海的要求紀律處分該等學生,但卻有3人由始至終堅持反對,最後才能頂住了壓力。3 人中的其中一位,原來就是當事人,本來該是最受屈辱、最應意憤難平的高錕校長。

老師的訓勉

至於另一位,就是當日身為學生輔導長的關老師。我記得老師當時是如此跟我講的:

「大學校園,本來就該是引發思潮、帶動社會前進的地方,如果我們的步伐和界線,都與外面社會的一模一樣,那又豈能起到帶動的作用呢?」

我完全能夠想像,當日身為輔導長的老師,會為此受盡多少壓力,受盡多少委屈,但當他道出那一番說話時,就是那麼一臉淡然,就像一切本當如此,像高錕校長當日一樣。

老師的學養,做學生的限於資質,學不上皮毛;但老師所講過的做人道理,做學生的,卻一直未敢或忘。

但可惜當年中大的學生組織,卻不領情,因為校長接受北京委任為「港事顧問」,而一直對抗到底。例如出版學生報,大字標題刊出「港事顧問粉飾太平,中大校長一事無成」等辛辣、侮辱性字眼,令不少教授為之側目。但高錕校長本人卻一直以平常心待之,甚至每年從個人戶口中拿出兩萬元,捐助有財政困難的學生組織中人;又每年都親筆撰寫書信,多謝學生組織對大學的貢獻;更幫助學生排難解紛,在一場教授與學生可能因教學評核而對簿公堂的官司中,為學生順利調解。

而另外一些更加偏激的中大學生,更加出版一系列以粗口諧音作為名稱的「小報」,刊登一些不雅、性器官的照片,尺度遠比今天的大膽,但當時校方也只是循循善誘,屢加勸喻,卻始終沒有紀律處分。

「法國思想之父」伏爾泰(Voltarie)曾經講過:「雖然我並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我會至死也捍衛你說出那個觀點的權利。」從當年的中大校園,我完全能領會到這句說話的境界,也就是這些點滴和積累,令我們那一輩的學運反叛分子,至今仍十分熱愛中大。

「昨非」與「今是」

近日《中大學生報》的情色版,惹起軒然大波,都說同學偏離了社會標準,公眾不能接受。但社會標準,又真的應是學生運動及校園討論的極限嗎?

我記得80年代初「香港前途談判」,中大同學冒著天下之大不韙,提出香港應該脫離港英殖民管治,民主回歸祖國。當時在這個醉生夢死的殖民社會,這是何等的離經叛道,與所謂的「主流社會標準」,差距又豈能以道里計,公眾也是絕不接受,甚至更罵同學為「共諜」、「死左仔」。更有聲音說這些中大同學畢業後公司將永不錄用,甚至催促中大應予以警誡。但20年後,事實證明,究竟又是誰對誰錯呢?

今天中大視為顯赫校友的鄭海泉先生,70年代曾是因為在街上張貼「保釣」海報而被抓過的學運分子。朋友王慧麟曾到倫敦翻閱業已解封的殖民地機密檔案,才發現原來竟然有這位「鄭大班」的黑材料,
他被形容為「extreme radical student」,視之為麻煩搞事分子。

我相信當日也曾經有不少聲音,批評過這些同學影響校譽,損害中大學生形象。但幾十年後,一笑便已風雲過,鄭海泉已成了匯豐「大班」,當日搞學運的何安達,那個曾經拿著水槍在宿舍「知行樓」周圍射,憤世嫉俗、玩世不恭的「死飛仔」劉細良,卻已成了行政長官曾蔭權的左右手。學生年代的稜角,本來就是理應如此。

那是一張倔強而非猥瑣的臉

上周四,我有透過電視直播收看學生報編委會的自辯論壇,在一張又一張同學的臉上,我看到的是一臉的倔強和純真,而不是淫褻猥瑣。雖然過去言語間,或許他們有頂撞過個別老師,但我相信他們都是真誠的。

我相信,如果有一天同學願意反省,又或者歉疚的話,原因一定不是因為校方處分了他們,而是我們這些作為老師的,曾經以極大的耐心和誠意,來看待他們所做過的事;如果好多年後,學生仍會惦記著我們的,多半不會是因為我們教授過他們什麼具體知識,而是我們曾經以身作則,教導他們如何處世做人。

周六回到校園,得知政政系的同學,在考試季節,大家都在捱更抵夜的時候,還是奮力「開夜車」,趕出了一份聯署聲明,並邀請我加入聯署。這群同學本來不是直接牽涉在內,但都能如此見義勇為,做老師的常常鼓勵學生要有judgment,要有initiative,如今還夫復何求,即使再有些什麼,也只是枝葉,於是立即簽名。

為什麼我們這樣愛中大

事件中,我一直只是個旁觀者,只是在旁邊說些風涼說話,我知道真正要負責的中大老師和同事,卻處身熱廚房,壓力都很大。

在民粹主義肆虐的今天,傳媒會動輒不問情由,指摘我們「包庇」學生,把整間大學的校譽也「擺上檯」。我完全體會到校方調查委員會做決定時的難處,而大學輔導長何培斌教授,早前接受記者訪問時亦透露,有需要時,他個人願意為學生提供法律支援,並以「有理想、有看法、有堅持」來形容學生報的委員。但我只想補充多一句,能對學生寬容的,希望都能盡量寬容。

現在差不多每一間大學,都說鼓勵學生獨立思考、批判思維,但當學生的看法與我們一模一樣時,哪用大家多作lip service;相反,正正是當學生的看法與我們南轅北轍,與我們不同的時候,校方仍能表現出的尊重和包容,才真正最能體現出我們對獨立思考和批判思維的真誠,才最彌足珍貴。

我們都愛自己的學生,但當學生飛黃騰達,名成利就時,我們的愛充其量只是錦上添花;相反,正正是當漫天風雨,壓力鋪天蓋地,學生茫然無助時,我們的愛,我們所表現出的承擔,才是學生最需要的。

我們那一輩都十分愛中大,因為那是一個曾經容許我們犯錯、容許我們跌倒,以及容許我們跌倒後重新站起來的地方。我真切的希望,很多年後,我們的師弟、師妹、學生,也能夠有幸因著同樣的原因,愛著同一間中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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