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美國人真奇怪，不單永遠自以為正義，還要喋喋不休地說服全世界認同他們。攻打伊拉克被人罵得狗血噴頭一直令他們耿耿於懷，埋怨「怎麼大家都不明白我們的苦心」，但自伊拉克一月底大選後，美國的信心全都回來了──「看！巴勒斯坦選出新領導、黎巴嫩人起來反抗敘利亞、沙特阿拉伯舉行首次地方議會選舉、連埃及都提出修憲改革選舉制度！我們在伊拉克播下的民主種籽席捲阿拉伯世界了！」專欄作家紛紛出來懺悔錯怪了布殊，不在話下。
美國人，不要搞錯，也不要亂邀功了。如果伊拉克戰爭真的促成中東民主化，也只是因為中東人民見到伊拉克淪為附庸，刺激他們反抗親美的獨裁政權，或者藉民主改革防止美國的介入。像在埃及，民主抗爭和美國一點關係都沒有，改革派無一不與美國劃清界；至於沙特更當美國的民主大計是耳邊風，恃擁有石油和伊斯蘭聖地，繼續他們的蝸牛政治改革，其駐港總領事揚言：「在美國面前我們佔了上風。」
反例一：沙特阿拉伯
沙特阿拉伯令人想起三件事：它的領土包括麥加和麥地那兩個伊斯蘭聖城；它是全世界石油蘊藏量第一的國家；九一一襲擊中，十九名襲擊者中有十五個沙特人。
一百年前，那裏還是個很傳統、宗教氣氛非常濃厚、人煙稀少的部落社會，居民靠耕種捕魚和接待朝聖客維生，生活艱苦。與伊斯蘭主義瓦哈比教派結盟的沙特家族征戰百年後於一九三二年建立沙特阿拉伯王國，隨後發現的石油徹底改變了這個新興窮國的命運。沙特在幾十年內由一片荒漠搖身一變成手執世界經濟命脈的富國。八十年代高峰時人均收入達一萬九千美元，國民完全免稅、並享受免費醫療和教育，暴發的沙特人建起最現代化的大城市，請來數以百萬外勞代做粗重工作。過去要靠穆斯林朝聖者濟助，如今成了伊斯蘭世界的大阿哥，在全世界建清真寺辦宗教學校，資助伊斯蘭活動和聖戰，宣揚瓦哈比教派。
硬件易改，人心難變。在華衣美服、現代化商場和高科技的背後，沙特阿拉伯在政治和文化上仍然十分保守和宗教化。由男女隔離引申出來的規矩包括：男女要分開上學和上班、女人不准駕車，每個女性都要有男性監護人，經監護人同意才可以旅遊、接受醫療服務、教育和工作。政治則由沙特家族數以千計的王子壟斷，平民不許組黨參政，沒有清楚的賬目交待政府的石油收入和開支，王子們被指公私產不分，貪污無從監管。國王十多年前才成立了一個沒有立法權的諮詢議會，成員全部由政府委任，今年首次舉行地方委員會選舉，直選一半議席，但婦女沒權投票。
美國布殊政府將中東民主化視為新一屆任內的主要工作，彷彿要替每個中東人爭回選出自己政府的權利。外面風聲那麼緊，敘利亞和伊朗被美國逼得心緒不寧，反觀沙特阿拉伯一點也不心急，繼續十年一小步的蝸牛式政治改革。筆者早前拜訪了沙特駐香港總領事施嘉年﹝Alaudeen A. Alaskary﹞，向他請教漠視美國拖延改革的竅門。
「沙特是個很重視傳統的國家，我們有自己的傳統和思考方法，所有的改革必須從內部開始，不能從外面強加。」施嘉年一開始便強調說。「以女權為例，這次地方選舉女人不獲准投票，但不代表她們被忽視，只是要循序漸進。美國和歐洲婦女不也是較遲獲得投票權嗎？我們的傳統當女人是寶，寶物當然要好好保護，不會隨便向人展示，我們的問題是過份保護……當我們要改變傳統時，我們小心奕奕地緩慢進行，因為要改變的不是機器，卻是活生生的人。」
發展民主在沙特政府眼中跟容許女人駕車一樣，快不得。「最重要是尊重人民的意見。我們己開始了民主進程，但在一個不習慣民主制度的國家，實行民主需要時間……布殊可以建議我們如何管治，但這不代表我們要遵從，若果我們覺得適合便實行，一切由我們決定。」
儘管彼此的文化差之千里，美國和沙特過去幾十年一直合作無間﹝七十年代初石油禁運除外﹞，美國要沙特的石油，沙特則要美國的軍備和保護，第一次海灣戰爭時沙特更成了聯軍進兵伊拉克的大軍營﹝前年的攻伊戰中美軍亦有用沙特的空軍基地﹞。現買現賣，兩國關係完全從利益出發。
九一一襲擊令美國人從好夢中驚醒，赫然發覺這個中東最要好的盟友竟然是恐怖分子的溫。幾年來美國傳媒一直咬沙特不放，認定瓦哈比教派是遜尼派恐怖襲擊的思想指導，頓促政府減少對沙特石油的依賴，以便更有力地對沙特政府施壓。但要忽視沙特在石油供應上的影響力，在這個能源需求日益殷切的時代根本沒可能。於是，美國政府只好裝聾扮啞，極少正面批評沙特的情況，反而當沙特推出些微的改革措施便公開稱道。
施嘉年當然清楚沙特的優勢。「沙特和美國之間有太多利益，我們像一對天主教夫妻，會爭吵但永不會離婚……在美國面前沙特一直佔上風，我們不像其他中東國家有求於美國，拿美國的援助，因此我們什麼也不怕。」
這說明什麼呢？說明美國的中東民主化大計是帶多重標準的，說明美國對沙特的需要大於沙特對美國的需要，說明計劃的首要目標不是要令中東民主化，而是要剷除敵人──首先是伊拉克、接是伊朗和敘利亞。施嘉年坦言民主計劃只是玩給傳媒看的把戲，「為了證明自己是世界警察」。舉個例子，美國政府經常明示暗示敘利亞人是伊拉克反美武裝的主要外援力量，但以色列著名的International Affairs Center最近調查了百多名在伊拉克被打死的武裝分子的身份，發現一百五十四人中竟然有九十四個﹝超過六成﹞來自沙特阿拉伯，來自敘利亞的只有十個。美國就算看到報告也一聲不吭，為什麼？
不怕美國施壓，那沙特是否就可以安枕無憂呢？顯然不是。國內要求改革的呼聲來自四面八方，而且互相矛盾。人口暴增以及經濟管理不善令生活水準下降﹝人均收入跌至二○○二年的八千美元﹞，青年失業率高達三成。自由派認為問題出於政治過於封閉，要求開放社會，下放權力。另一邊廂，保守伊斯蘭派不滿沙特政府與美國關係密切，認為應該將國家進一步伊斯蘭化，由宗教學者決定政策。還有第三批搞暴力襲擊的伊斯蘭聖戰派系，也是反對沙美結盟，而且要以武力趕走在沙特的外國人，甚至推翻沙特王朝，其中蓋達阿拉伯半島分部兩年前開始在沙特本土發動多次襲擊。
三派的矛盾亦可解釋為何沙特改革舉步維艱。雖然長遠來說開放政治是紓解國內矛盾的最佳辦法，然而為了應付眼前的暴力襲擊，沙特政府選擇拉攏反對暴力的保守派伊斯蘭以打壓聖戰派。保守伊斯蘭得勢，自由派的改革要求大部分被視為違背宗教，社會風氣於是愈來愈封閉。施嘉年說改革是由內部逼出來的，但他沒有說當權者為了自保，總是想盡辦法逃避改革，將不滿壓下去，就像沙特的王子們那樣。
反例二：埃及
埃及總統穆巴拉克在二月底宣布準備修憲改革總統選舉制度，容許多於一人參選。消息傳出後美國那邊又有人沾沾自喜，說穆斯拉克答應政改又一次證明伊拉克選舉的威力，硬要將兩者拉上關係。菜明明是埃及人自己炒的，現在布殊突然跳出來認是廚師，更難為情的是，他一口將菜吃下，才發覺味道不對勁──這碟埃及民主菜怎會如此反美？
事情可追溯至伊拉克戰爭前夕。當時西方和阿拉伯世界的論者與官員認為戰爭可能帶來兩種連鎖效應。支持者認為一場民主風暴將席捲中東，親西方陣營將冒出頭來；反對者則預測戰爭將會令整個地區陷入動盪。結果，戰爭在埃及激起了新一輪的政治改革辯論，埃及改革派當然不是前述的所謂親西方陣營。剛剛相反，他們是眼看穆巴拉克政府無力阻止美國入侵伊拉克，於是將經濟失敗、政治獨裁、民族尊嚴丟失等過失一次過跟政府算清楚；而決心維護國家獨立，免遭美國政治干預，捍衛巴勒斯坦立國運動等鮮明旗幟又將埃及各個反對派聯合起來，伊斯蘭主義者、納塞爾主義者、阿拉伯民族主義者、自由派、左派都放棄分歧，同仇敵愾，一致反美。
一名二十六歲埃及青年將政府無力阻止戰爭與國內管治水平相提並論：「埃及面臨的危險不單是伊拉克戰爭。其實我們已被危險包圍了，從有毒食物到國家貪污，最終我們也要付上代價。一個這樣對待人民的政府不能阻止伊拉克被入侵。你認為我為什麼會失業？而伊拉克又為什麼受襲？」
穆巴拉克領導的民族民主黨﹝National Democratic Party﹞政府被視為無力維護國家利益，又不敢響應要求封鎖蘇伊士運河的奴才。戰後，反對派對所有美國在埃及的行動都大加質疑，防範美國文化思潮入侵埃及。例如教育學者批評美國「中東夥伴計劃」﹝Middle East Partnership Initiative﹞給小孩提供的阿拉伯文書藉有意壓抑民族自豪感，以及淡化殖民時期的遺害。有論者甚至倡議埃及放棄每年從美國領取的十八億美元援助，以擺脫美國的控制。
美軍迅速拿下伊拉克刺激埃及反對派以爭取直接總統選舉和民族獨立為兩大旗幟。有反對派成員表示，伊拉克戰爭逼使埃及要自我改革，否則外國勢力便會介入來替他們改革。有左翼報章評論指「延遲政治和憲制改革等於邀請外國勢力介入，因為阿拉伯世界的民主化已成了美國本土的關注點。」
其實，民族民主黨自二○○○年國會選舉﹝首次在全面監票下舉行的選舉﹞遭到挫折﹝最終佔或國會議席的百分之八十七點七，較一九九五年的百分之九十四為低﹞後，便開始手改革，包括以黨內直選揀出參選國會的候選人，又於二○○二年成立政策秘書處，就教育、人口與醫療、經濟發展方向、青年參與、婦女地位，以及埃及在世界的定位等範疇請商界和學界精英做研究。政策秘書處由穆巴拉克的兒子、三十九歲的gamal‧穆巴拉克領導，秘書處翌年提交政府改革建議，解散被指嚴重侵犯人權的國家保安法庭，取消苦工監和成立國家人權委員會，期後又建議修改政黨法，加強在野黨派的參與度。gamal‧穆巴拉克透過政策秘書處冒起，被反對派批評為穆巴拉克為兒子接班總統鋪路，雖然兩父子多次否認。
說到這裏，大家當知道二月底被西方傳媒形容為驚喜的總統選舉制度改革根本不是空穴來風，更不是由一月底的伊拉克選舉釀成，而是民族自主黨幾年來政治改革的延續，亦是對反對派戰後抗爭的妥協。沙特阿拉伯駐港總領事施嘉年在評論穆巴拉克的修憲建議時說：「埃及在納塞爾革命後建立的是民主共和政體。如果真的按憲法辦事，根本不應容許穆巴拉克當二十一年總統，那是違反憲法的不正常狀態。現在埃及人說要爭取選總統的權利，這不是另闢新路，只是覺今是而昨非，要回到正確的道路上而已。大家有什麼好奇怪的呢。」
中東政壇有個現象挺有趣，就是當美國開聲支持某反對派時，該派就要馬上出來與美國劃清界，以免影響形象。年前的伊朗學生運動便是這樣，當布殊開口說支持學生和改革派議員，所有人，包括改革派總統哈塔米馬上出來反對美國說三道四。埃及最近亦有一件類似的事發生。
話說五個月前剛獲政府發牌的明日黨，其主席Ayman Nour一月二十九日被當局以偽造黨員簽名拘留。Nour是埃及近年急速冒起的反對派領袖，一直要求穆巴拉克開放總統選舉，他在拘留期間宣布將參加解禁後的總統選舉，成為傳媒焦點。明日黨支持者多次上街示威要求釋放。值得留意的是美國國務卿賴斯頗為高調地介入事件，公開呼籲埃及當局盡快解決事件，並臨時取消了對埃及的訪問行程。
最終Nour在被拘留六星期後獲釋，而他是在美國斡旋下獲釋之說不脛而走。Nour在最新一期Al-Ahram雜誌中鄭重澄清得到美國協助一說：「我沒有要求美國支持我……但我也不會譴責任何支持我的人。我不反對外國支持，只是反對外國干預。這是我黨上台後堅決奉行的。釋放我是自然的，因為我並沒有犯錯。美國並沒有協助我獲釋。若果我的獲釋有什麼其他原因的話，也是因為我得到強大的民眾支持。」
之後記者問他是否擔心美國的支持會影響明日黨的支持度，Nour的答案可圈可點：「我不這樣認為。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他們知道誰與美國有聯繫，誰不時到美國面聖去，還有誰從美國人收中領取經濟援助。」可見任何埃及政客都不希望與美國兩個字沾上邊，因為擺脫美國控制已成了大部分埃及人的共識。
●後話
讓中東人民得到更多政治權利發表意見或選擇領袖，是世界各地關心中東人士的共同願望。但現在美國一邊廂在中東實行不公義和粗暴干預的政策，包括在以巴問題上繼續偏袒以色列、入侵伊拉克並長期不撤走，另一邊廂卻又要中東人民心悅誠服地支持其中東民主化大計，無疑是緣木求魚，只會反面地激起以反美為前題的改革運動，增添怨限。美國應該知道，要推動中東民主，首先不是要談民主，而是要解決巴勒斯坦和伊拉克問題，以示誠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