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十二日，立法會財務委員會在保皇議員全力護駕下通過拆散皇后碼頭的撥款，將持續了半年有關保留皇后碼頭及大會堂建築群的討論粗暴地結束。除了司法覆核外，已沒有其他可行的建制渠道阻止清拆。由保衛天星碼頭密集地撐到今天的本土行動，當晚將原來設於碼頭下的營幕陣地搬到碼頭頂上，不分晝夜巡守，以示決心。
確實是挺怪異的一個景象：在幾乎是全球地價最貴的中環，成群的摩天大廈團團包圍着一片空地和幾座罕有的橫向建築﹝包括大會堂低座、皇后碼頭、停車場、郵政總局等，天星碼頭當然也是﹞，本土行動的營幕就搭在其中一座建築之上，以唐吉訶德的精神抵抗比它高幾百倍的摩天巨浪。在一片「驚濤駭浪」中，我想起一個關於香港和香港人的比喻。
「回歸」十年，電視台有很多回顧節目，最近一集無綫星期日檔案以移民做主題。有十幾年前移民到加拿大的、有回流到香港的、也有回流香港後再移居北京的。看着這種「很九十年代」的新聞節目，許冠傑在九零年時唱得街知巷聞的《同舟共濟》很自然地在腦海浮現：「我與你同坐這條船 無情浪把它猛捲 / 滿天風雨 視野未能見 亂作一大團 不知怎算 / 既決意留在這條船 齊齊令它不遭破損 / 困境挑戰 奮勇地面對 令到這條船 永不翻轉」﹝這首歌推出後不久許就全家移民澳洲，成為城中一則黑色笑話﹞。在那個被恐懼籠罩的時勢，到處是船的意象，大家幾乎忘記了自己是活在地上。「這條船」令人想起逃避大洪水的挪亞方舟、或者載着歐洲殖民者佔領「新大陸」的船，飄泊到哪裡並無所謂，與舊土地也再無瓜葛，最要緊的是「我們」不分散，要走一起走。因此，解決阿 Sam憂慮的方法可以是，﹝一﹞英國政府讓三百二十五萬香港出生或歸化了英籍的人集體移民到英國；﹝二﹞用幾百億在加拿大買一個地方，將「香港」移植到那邊去，名為「新香港」。九十年代初，兩個建議都曾被認真地提出來。
當然，那些說要跟大家同舟共濟的人，通常都是有能力跑掉的一批﹝最後他們就算沒有跑掉，手上也有多一本護照﹞。就算真的一齊走，他們也佔了「挪亞」的位置，判定誰有資格上船，誰注定要在洪水來臨時「淹死」﹝那三百二十五萬以外的﹞。
九七過後，同一班人將船的故事換了模式繼續流傳。九十年代的船民心態在二十一世紀的香港已經被轉化成另一種做人目標──在全球資本市場的海洋裡馳騁的人生。星期日檔案中那個從加拿大回流香港再移居北京的會計師，對兒女前途充滿信心，因為孩子在三個地方都生活過，無論飛到哪裡都能搶佔先機。如今，成績最好的大學生大多投身國際投資銀行，玩全球化金融遊戲。說不出自己的家在哪裡不單不會令人不安，在全球國際大都會之間飛來飛去才是人上人的象徵。
不管是否大難臨頭，能夠移動、搶位、佔先機的人，已經移動、搶位、佔先機，他們的人生觀也繼續被擴音器放大，成為我城趨之若鶩的至高標準。不停地樓換樓、喪失家園被視為發達機會、被驅趕是正常、地方/土地沒有錢以外的價值﹝因此捍衛家園只能是貪錢﹞，口頭禪是「發展和保育要平衡」。這套源於長輩走難經驗和殖民者蔑視本土政策的主流意識，將庶民累積的生活、辛苦營造的社區隨意消滅，將市民歷經幾十年抗爭才討回來的公共空間﹝例如天星碼頭及愛丁堡廣場﹞隨意消滅，然後代之以規管嚴厲、沒有歷史厚度、隨生隨滅的大商場和遊客區﹝如康文署管理的尖沙咀星光大道﹞。更基本的是，特區政府與地產商共謀為這套主流意識提供制度保障，包括密不透風的土地壟斷制度，以及「假開放 真配合」的城市規劃制度。
如此，歷史被斬斷、生活經驗被斬斷、人際關係被斬斷，香港人在蒼白的人生中，對北京的國族主義教育毫無還擊或反省之力。
保衛天星和皇后碼頭運動就是在這個背景下提出來。我們要在「船民人生」和「走位人生」以外，提出紮根地方的選擇。運動提倡從最貼身的事情上開始爭取自主，我們要的不是毀滅式的市區重建，而是人與地方關係的重建。走位的人可以繼續走位，但我們就是不會再輕易放手。很多香港人曾經為喪失家園，為喪失熟悉的生活空間傷心過，但他們的眼淚一直被掩蓋；我們要將這些關於香港土地的故事重提出來，並以此為基礎，在新一代香港人中建立「開放的」本土自主意識。
當主流歌頌毀滅、歌頌毫無節制的發展時，本土行動在皇后碼頭上的營幕像一口「眼中釘」，怪異地釘在香港政府和地產商的頭上。
編按：獨立媒體﹝香港﹞及香港獨立媒體網聯合出版〈捍衛自由，寸步不讓〉特刊，綜合各個與自由及自主相關的議題，於七一遊行期間派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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