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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經

在回歸十周年前夕細讀一則十年前的政治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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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刊於《今天.香港十年》)

事隔十年,近日我終於把香港作家游靜十年前的中篇連載小說〈從特種國家服務員轉個體户至出口外銷〉1自塵封的剪報櫃拿了出來,像打開時間的錦囊,有一種矇矓的慾望,希望知道這一則十年前寫就的政治寓言,對照十年下來的社會現實,到底有沒有一種預言式的對應關係。當然,跟大部分在我家裡的書架、文件櫃與文件匧深處塵封已久的剪報、書本等等的命運相似,游靜的這一篇小說是在「事後」的偶然回顧中,才成為時間錦囊的。十年前,我並沒有即時閱讀游靜這一則指向「未來」的寓言;十年後,基於一種矇矓的慾望,我卻終於把這一則政治寓言拿起來細讀。就我所知,游靜的這一篇重要著作十年來從來沒有得到任何形式的評介,命運就真的仿如時間錦囊一樣,但問題是﹕是誰或一種怎樣的集體心理狀態,讓這樣的一則政治寓言被埋藏在時間/文本的泥土深處?

然而,作為一位文化研究學者,我卻並不相信文藝作品本身具有任何足以預示未來的神秘能力。故此,令我更感興趣的,是促使我回到一則十年前寫就的政治寓言的那一種矇矓的慾望本身,又或者借用文化研究鼻祖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術語,是那一種矇矓的慾望所體現的「情緒結構」(Structure of Feelings)。但何謂「情緒結構」?套用香港文化研究學者羅永生的話說﹕

「情緒結構」是特定時空下活生生地感到生活質地的感覺,它源自活生生的生活體驗,但又給予這些零散的體驗一種結構的關聯。它無法以清晰的概念或意識形態的術語表陳,因為它總是置身於這些固定的概念工具之外,處於一種萌芽的狀態,顯現為某種衝動、聲調、不安、張力、甚至精神障礙或者情緒困擾。雖然「情緒結構」常不能得以概念表達,但卻往往以文學、電影、戲劇等想像的方式承載。2

有趣的是,雖然這是一則指向「未來」的寓言,但小說的文本本身卻在在承載著一種瀰漫於回歸前後的「情緒結構」。與此同時,這一則寓言所指向的「未來」(2097年),對於站在2007年這個歷史關口的我們來說,同樣也是迎在前頭的「未來」。所以重拾游靜的這一個文本,除了讓我們有機會回溯一種過去 (1997年)的未來意識及其「情緒結構」外,更讓我們有機會反思未來意識與情緒結構之間的關係,以思考我們的「當下」,迎向我們的「未來」。

本事
〈從特種國家服務員〉的故事是這樣的﹕2097年,已經幾代來港久居的中國特種國家服務員小魚(又稱魚佬),久休之後,一日突然收到「中央」的密函,任務是隨香港獨立後的第一任總統查理布朗西遊米字國,在途中伺機把布朗西幹掉。小魚的太婆游靜(!!)當年為了追尋愛情,乘搭了第一班京特快來到香港,並從此定居下來。小魚則因為自小被認為是優等生,十歲時被學校選去中央受訓,成為中央的特種國家服務員。

小魚受訓回港工作,後來碰到香港獨立,她原以為她「從此可以退出江湖,不須再埋身白道黑道紅道,反正香港有各國重軍駐紮,上面又分分鐘埋身拚搏,亂作一團,搞不清誰打誰」,她很高興生逢亂世,「可以專心炒股,閒時買4T」,但中央突如其來的密函卻把她「從千年的酣睡中驚醒」。3 就在驚魂未定之際,小魚突然接到同期被送到中央受訓、心儀已久的同伴珠珠(本名陳寶珠)的來電,並邀約見面。小魚跟珠珠多年不見,甫一見面卻被安排一同執行任務﹕小魚應徵出任查理布朗的翻譯員,而珠珠則出任查理布朗政府內閣的財政司,化名碧麗珠。

然而,在開往米字國的航機上,小魚卻從總統夫人天生的口中,得悉了珠珠的真正身份﹕雖然珠珠也是中央的特種國家服務員,但她的真正身份其實是碧麗珠 ——香港工商界炒樓大王碧落下的掌上名珠。換言之,財政司、碧落下的女兒等身份是真的,在北京受訓的陳寶珠才是碧麗珠的化身。此外,小魚從一份雜誌得知,剛剛生效、具有社會主義色彩的新地契法修訂條例,「將會令本地最有錢之人如碧麗珠的老竇碧落下弄得血本無歸」。4 至此,小魚終於明白自己只是處於爭戰夾縫中的一隻棋子﹕「而碧氏家族要整掉查理布朗充滿一切政治與經濟的理由,動機再明顯不過」;而所謂任務,可能是來自珠珠,而非中央,珠珠「今日借我這個如天外來客的中港殺手之名下手,事成後就算我仍活著,給口供時不都還是賴北方密令?還有什麼比這個更乾淨?解決布朗後單單是珠珠集團屬下員工便夠推舉做下屆總統,還可以用她最了解中國、不會觸怒中方為民意基礎」。5 真相大白,為求自保,小魚決定變節,把實情告知天生。然而,小魚還是再一次被出賣,給查理與天生送進了聯邦監獄。

有資本的地方就有殖民
關於〈從特種國家服務員〉,我覺得起碼有幾點是值得特別注意的。首先,跟一些論者把所謂「香港回歸」視為香港這個後殖民地區,被逼回歸到跟前殖民者同樣地施行殖民主義的祖國之觀點不同,6 作者游靜大膽之處在於,她透過把香港設想為一個獨立國度來考量一個問題﹕若果香港跟其他以反殖獨立運動立國的前殖民地相似,終於得以在政治上脫離中英兩國,香港的後殖民處境又會否有所不同呢?

對於游靜來說,就算香港真的能夠獨立成國,其後殖民的處境也似乎沒有什麼不同。只是現在的殖民者不再是單一的國家,「香港有各國重軍駐紮」,主要的原因恐怕還是因為各國均有資本進駐。其實,有資本的地方就有殖民,〈從特種國家服務員〉只是通過一個虛構的寓言,把這個赤裸裸的真相講得更清楚。然而,在芸芸眾國之間,中國在香港的政經舞台上,始終佔領了一個極為關鍵的位置。當然,說到底中國的這種主導性,跟它的廣大市場與雄厚資本之間存在著莫大的關係。在小說中,雖然香港已是一個獨立的國家,但正如天生所指出﹕碧氏家族「可以說是壟斷了整個北京與香港的經濟脈絡二十年」,而小魚亦暗忖,當她替珠珠解決了總統查理布朗之後,「單單是珠珠集團屬下員工便夠推舉做下屆總統,還可以用她最了解中國、不會觸怒中方為民意基礎」,7 中國資本在這個虛構的後殖民處境中的鉅大影響力,亦可見一斑。

夾縫中的後殖民身份
其次,跟前殖民時代相似,在2097的虛構時空中,也存在著一批夾在本土與(新)殖民者之間的「特種香港人」,而小魚與珠珠可謂同一光譜的兩端之代表人物。正如羅永生所指出的,早期香港的一段長時間內,雖然港英殖民政府擁有非常集中的專制權力,但這些權力卻甚少直接運用於華人事務的管理上,而港英殖民政府則透過與部分「高等華人」分享權力和利益,建立一種持久的「間接的管治」,形成一種「勾結式的殖民主義」(Collaborative Colonialism)。這些雙文化的華人精英,不少既懂效忠英帝國,也協力推動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例如清末洋務運動),實際上背負著雙重身份,實踐著雙重效忠。8 羅認為,這一種「勾結式的殖民主義」是如此深入人心,「甚至有助解釋香港獨特的政治主體性如何在今日(仍難以) 產生」。9 依此,小說中的珠珠是港式「勾結式殖民主義」中的典型「勾結者」。跟小魚不同,由於階級上的差異,珠珠似乎並沒有因為自己的雙重身份以及雙重效忠,而產生了任何身份上的危機,以至遇上實際的麻煩。相反,珠珠正正因為自己的雙重身份以及雙重效忠,而取得了種種的好處,左右逢源,如魚得水。

跟珠珠的情況剛好相反,小魚似乎時刻面臨著身份危機的困惱,而小說透過描述小魚(以特制變身葯水)「變身」後那種身份與自己之間分離的存在感受,很具體的呈現出「背負著雙重身份,實踐著雙重效忠」的後殖民(準)主體的困境﹕

我愈來愈懷疑我自己。變了身之後總是感到毛孔太大眼珠太藍咀唇太薄頭髮太淺色。變了身之後總是覺得外殼太多空位我在裡面蕩來蕩去太過「覺得」我自己。總是覺得我畢竟不是天生出來是這樣,即使服了這些高科技葯水,徹底改變了我生理的構成,我依然是不可理所當然地活著。10

在這悝,游靜很形象化地以小魚變身後的軀體與存在感受之間的分離,呈現出背負雙重身份的困擾﹕「變了身之後總是覺得外殼太多空位我在裡面蕩來蕩去太過『覺得』我自己」。而更有趣的是,小魚這個看來「毛孔太大眼珠太藍咀唇太薄頭髮太淺色」的外殼,卻在在令人聯想到香港的前殖民宗主國,而無論小魚「變身之後」的雙重效忠對象之一,是英國,還是中國,她「依然是不可理所當然地活著」。況且,正正因為小魚的雙重身份與雙重效忠,令她成為了被多重背叛(珠珠、天生等)的對象,身不由己。

從未解殖的後殖
正如我在文首所指出的,雖然我並不相信文藝作品本身具有任何足以預示未來的神秘能力,但卻認為文藝作品足以為一個年代的「情緒結構」留下印記。適逢香港回歸十周年,伺機細讀游靜十年前的作品〈從特種國家服務員〉,不得不驚嘆於作者的敏銳思考﹕政治上回歸了並不代表即能得到徹底的解殖。而如果我們相信「情緒結構」與歷史之間存在著互為辯証的關係,〈從特種國家服務員〉為我們帶來的,顯然是對愈演愈烈的「勾結式殖民主義」的探源,而非充滿意識形態遮蔽性的神祕預言。

真正的解殖之路還長!!

註釋

1 游靜著﹕〈從特種國家服務員轉個體户至出口外銷〉,《明報》「世紀版」,1997年7月4日至13日(連載);下文簡稱〈從特種國家服務員〉。

2 羅永生著﹕〈時間的暴力・記憶的政治——電影「無間道」系列的寓言解讀〉,《字花》第二期,2006年6月,頁106。

3 游靜著﹕〈從特種國家服務員轉個體户至出口外銷 – 第一回合〉,《明報》「世紀版」,1997年7月4日。

4 游靜著﹕〈從特種國家服務員轉個體户至出口外銷 – 第八回合〉,《明報》「世紀版」,1997年7月11日。

5 同註4。

6 周蕾著,羅童譯﹕〈殖民者與殖民者之間——九十年代的香港後殖民自創〉,《今天》第28期,1995年,頁185-206。

7 游靜著﹕〈從特種國家服務員轉個體户至出口外銷 – 第九回合〉,《明報》「世紀版」,1997年7月12日。

8 羅永生著﹕〈時間的暴力・記憶的政治——電影「無間道」系列的寓言解讀〉,頁106-107。

9 同註8,頁107。

10 游靜著﹕〈從特種國家服務員轉個體户至出口外銷 – 第八回合〉,《明報》「世紀版」,1997年7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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