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翻開歐洲史的附錄，最醒目的就是天主教教宗的世系表。從公元六十四年逝世的聖彼得，一路算到剛於周五出殯的若望保祿二世，總共二百六十二位，跨越二千年。從沒有一個建制可以延續這麼長；只有它的老對手，伊斯蘭帝國由七世紀開始的哈里發制可以勉強追上一段﹝最後也在上世紀二十年代被土耳其國父凱末爾廢掉﹞。新教宗快要選出了，讓我們先透過比較這兩大宗教領袖體制的興衰，看看為什麼天主教教廷能跑贏這場馬拉松，而且愈跑愈有勁。﹝前言﹞
教宗制和哈里發制都是為了解決一個問題：教主死了，誰來繼承道統？有趣的是，按經文紀錄，耶穌和穆罕默德兩位教主生前都沒有講清楚。天主教的情況比較好一點，耶穌在新約馬竇福音第十六章説：「我再給你說：你是伯多祿﹝磐石﹞，在這磐石上，我要建立我的教會，陰間的門決不能戰勝她。我要將天國的鑰匙交給你；凡你在地上所束縛的，在天上也要被束縛。凡你在地上所釋放的，在天上也要被釋放。」教父門就憑這句經文以及其他蛛絲馬迹推敲出聖伯多祿承繼了地上教會的權柄﹝由於聖伯多祿和聖保祿都曾在羅馬宣教並在那裏殉道，羅馬遂成眾教會之首﹞，不單承繼了，此地位和權柄還可以一代一代地傳下去。這就是羅馬主教──即教宗的來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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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蘭教的情況則複雜和混亂得多。基督信仰在創立時是一個備受壓迫的非武裝組織，單靠一張嘴來傳道，但伊斯蘭大先知穆罕默德在去世前已開始了統一阿拉伯半島的戰鬥，因此穆氏留下的不單是宗教，還是一個擁有軍隊的社群。信徒一開始便對按血統繼位還是協商推舉領袖爭論不休，結果後者獲勝，先後選出了四位「繼承人」﹝哈里發﹞。哈里發被視為真主使者的代理，既是教宗，又是國王。在伊斯蘭的傳統思想中，人們必須忠於一位哈里發，聽從哈里發的召喚，並響應哈里發召喚對異教徒發動聖戰。四大哈里發先後執政三十年，打下了整個阿拉伯帝國，被視為伊斯蘭帝國的黃金時代。
四大哈里發時代是許多穆斯林心中的烏托邦，一種自由、民主和平等的宗教政治傳統。但實情是哈里發推舉制在第四位哈里發阿里被暗殺後便變質，新上台的倭馬亞王朝﹝六六一至七五○年﹞奪去了哈里發的名份，改為世襲制。之後的阿巴斯王朝﹝七五一至一二五八年﹞亦復如是，王朝後期突厥人入侵，挾持哈利發以壟固自己統治地位。一二五八年，蒙古軍攻佔巴格達，殺死末代哈里發，哈里發制度暫別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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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蘭四大哈里發既是宗教領袖，又是政治領袖，一手彎刀一手可蘭經，八面威風。反觀天主教教宗自始便經常處於被動，要不斷地適應外圍政治環境。最初在羅馬帝國裏受盡逼迫，好幾位教宗和信徒一起被害；四世紀初康士坦丁大帝改宗天主教，天主教一下子成了政治權力的新貴，許多人為了錢和野心爭做教宗，變成跟其他世俗統治者沒兩樣。接着蠻族入侵西羅馬，教宗沒有了帝國做靠山，只能利用權術在新政權之間周旋。那個年代的教宗一點也不好當，皇帝們需要你時必恭必敬，看不順眼時便攻入羅馬搶劫，教宗不時要逃亡，亦有許多因神學立場被捕下獄。舉一個例子，公元九世紀，查理曼帝國分崩離析，教宗們在意大利殘酷的政治鬥爭中任人魚肉。八七二年到一○一二年間，有三分之一的教宗不得善終，有一個被自己的隨員以棍棒打死、一個被勒死、有教宗為了盡快上位而謀殺前任、還有一個偽教宗被人剜眼割鼻斬手折磨至死。
錢當然也是大問題。教宗在中世紀的財務一直都不穩定，主要收入來源伯多祿教產經常遭侵佔。教廷為保衛領地不時發動戰爭，結果軍費又成了沉重負擔，還要要滿足教宗奢侈的生活和建築計劃。教宗為了籌措資金，出售教廷神職和販賣贖罪券，最終激起了十六世紀的基督新教改革運動。儘管教廷制度弄至千瘡百孔，但民眾依然對教宗的權柄，包括赦罪的權柄深信不疑，此所以當教宗烏本二世在一○九五年以「赦免一生的罪」呼籲教徒參加十字軍時，反應會如此熱列。
千多年來教廷就這樣從矛盾中一路走來。一方面要成為基督世界最強大的精神力量、一個國際性組織，一方面卻為了在列強的夾縫中生存而不斷放棄宗教原則、出錯。六世紀著名教宗聖葛果利一世﹝Gregory the Great﹞就慨嘆當上教宗後要離開修院的冥思生活，「沾惹俗世的污穢……我就像一個人回顧注視他所遠離的海岸，深深嘆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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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五，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安詳地躺在簡單樸素得像北歐傢俬的棺木裏，由幾百萬人送他最後一程。撇除過份保守的道德觀不提，在新一代的眼中，教宗以至整個天主教的形象非常正面，反戰、反貧窮，幾乎就是正義的化身，跟上述的腐敗荒唐有天壤之別。到底是什麼令天主教在短短幾十年內重建形象？請記着，同一個教會在六十年前仍要在各方施壓下才不點名批評德國屠殺猶太人。筆者認為有兩個原因。
首先，對梵蒂岡的威脅消除了。這個有兩千年外交經驗，跟羅馬帝國、拜占庭、中世紀日耳曼帝國、法國拿破侖帝國、大英帝國、德國納粹帝國交過手的政體，怎會不懂審時度勢？當歐洲一體化加速，歐洲各國進入後主權國家的年代，教廷已不用再像過去那樣，為了保衛自己的生存權而放棄原則。沒有了後顧之憂，即前面說的矛盾化解了，自然可以一條心去拓展屬天的國度，推廣保守道德觀，同時發展全球最大的NGO。
同樣重要的是，歷史給天主教開了一條出路。正當歐洲的世俗化趨勢令當地天主教徒人數不斷減少之際。教廷在南美、非洲和亞洲的前殖民區傳教工作已到了收成期，單是非洲，天主教徒人數便由一九○○年不足一千萬急至二○○○年的一億二千萬，預計到二○二五年將再翻一番至二萬二千八百萬。目前全球十億天主教徒中，來自亞非拉的比例已遠遠超過北美和歐洲的總和。前些年有人提出天主教若不走自由化道路便只得死路一條，Philip Jenkins在《下一個基督王國》一書中大唱反調。他認為基督教不單止不會萎縮，更將要迎來新一波來自南半球的高潮。由於亞非拉的天主教徒在道德議題上普遍較保守，若望保祿二世對按立女神父、避孕、同性戀和墮胎的保守立場正是要切合大多數人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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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非常重視團結，極之抗拒分裂，而綿延二千年不斷的教宗道統是維繫團結的重要因素。伊斯蘭在義理上更重視團結，但偏偏成就不了一個強勢的哈里發領導。最後一個伊斯蘭帝國奧斯曼在十八世紀曾經恢復哈里發制，希望號召穆斯林一致抵抗西方列強。可惜國體已病入膏肓，無力回天。土耳其國父凱末爾推翻帝國後決意全面西化，從文字、服飾到法律全部改掉，要將伊斯蘭文化連根拔起；一九二二及二四年先後廢除蘇丹制和哈里發制，正式與有一千三百年歷史的宗教政體決裂。當時在印度、埃及和阿拉伯半島都引起哄動。
樹倒猢孫散，穆斯林中有的轉走世俗化路線，承認西方列國分割的疆界，也有些像拉丹的伊斯蘭主義者，仍然幻想着哈里發烏托邦：「唯一的方法是，回到阿拉伯─伊斯蘭一體化，就像奧斯曼帝國沒倒台前。」要這班人解開千年心結，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