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步十年」、戰後嬰兒與COPYCAT
文：韓江雪
一年前，我和鄒崇銘合著的《香港的鬱悶》出版（牛津大學出版社，2006），副標題為「新生代vs嬰兒潮世代」。當時由於深感戰後嬰兒退休無期，留在香港「無啖好食」，我們雙雙皆北上崛起的祖國打工去也。上星期剛好休假回到香港，無意中在港龍班機上看到《明報》，才得悉進一步一口氣出了一套十本的「一步十年」叢書，紀念出版社成立（也是香港回歸）十周年，而且每本才定價30大元。於是急忙跑到樂文書屋去找，結果發現已經售罄，於是又急忙跑到旁邊的田園書屋，結果卻令我大感意外。
說實在的，我是花了很長的時間，才在田園的書架上找到這套「叢書」，原因是在我的概念中，「書」並不是這個樣子的。以17乘12厘米的開度，「一步十年」充其量也只是一套小冊子，就像法輪功經常在尖沙咀派發的那種。我和江瓊珠女士不算很熟，但對她多年來的艱苦經營、堅持和承擔，實在是萬分的景仰和欽佩，常常幻想自己也可成為香港「獨立出版」的中堅分子，無奈生活迫人才只好為「五斗米折腰」…但看到這套「叢書」之後，我卻突然有一種「無語話淒涼」的感覺。
曾幾何時，博益開創了香港（以至世界？！）袋裝書的先河，一萬幾千字便能出一本書，一名熟手的「文字工人」每月可以寫幾本，一家出版社每年「閒閒地」可以出一百幾十本──成功的秘訣？鼓足幹勁多快好省力爭上游…是也。近月我的朋友也開了一家出版社，一個月也可以出幾種「EQ」、「九型」、「左腦右腦」諸如此類，還說每種「閒閒地」可以賣幾千本，皆因戰後嬰兒父母特別重視子女教育，只要看見書名大同小異，也勿論箇中內容到底是如何東湊西併，便一於像宜家大減價般通通都掃回家。（以上描述盡皆真人真事，絕非本人杜撰！）
這便是所謂的香港讀書人，所謂的香港出版市場。下周又是一年一度的香港書展，一年一度的明星簽名特賣贈品精品玩具花多眼亂。曾幾何時，香港的知識份子曾經嘲笑「博益文化」淺薄、無聊、俗套、品味低下；香港的大學教授投稿《明報》論壇版，一起筆鴻文便沸沸揚揚的上萬字，別說是論壇版，就連《亞洲周刊》、《明報月刊》也盛載不下！但到了今天，除了幾家中資的出版社，需要為捍衛一國兩制、港人治港而服務外，香港已沒有多少人文和社科出版物了──除了進一步的幾本小冊子以外。
環顧「一步十年」叢書，作者大部分都是大學教授，大部也是戰後嬰兒。正如我在《香港的鬱悶》中指出，自九十年代香港專上學額大副擴充，令香港嬰兒潮學者擇業求職的機會大增，但代價卻是面對更「科學化」的管理，在「衡工量值」的新政策下，學者需要花上以倍計的時間教書和研究，「爭崩頭」也要投稿給歐美一流的期刊，但在香港卻連一本像樣點的學術出版也沒有。除了少數比較年青、升職無望的學者，可以毫無政治禁忌地對媒體暢所欲言外，大部分教授均無暇參與社會事務，更遑論撰寫一些「UGC」不算作「學術出版」的「出版」了。
於是乎，我們已經完全可以理解，為什麼連進一步也只能出版小冊子了。其中呂大樂教授的《香港四代人》，被視為戰後嬰兒懺悔自白之作，也只能將《明報》星期日副刊登過的幾篇文章，「響應環保循環再用」一次──然後復又再東湊西併的、修修補補的再加上幾千字，於是便成為顧盼香港十年的劃時代之作，成了代表戰後嬰兒一代的總結發言。坦白說，作為香港三十世代的一員，我看了這本「書」之後的感覺，在於戰後嬰兒連懺悔自白，也無可避免地必須便捷、即食、拉雜併湊，彷彿態度認真一點也生怕沒有人讀似的。
實際上我並不了解，教授們在歐美一流期刊出版的著作到底有多少，但單從這些「書」的質量看來，我肯定他們教書的生涯一點也不輕鬆。還有就是，大學裡的行政管理人事財務科層架構五花八門，令教授們花在文件會議上的時間，肯定比花在學術研究上的時間為多。畢竟香港已是一個高度成熟的現代社會，凡事都要講求高效和優質的專業管理，無論學術成就多麼的不濟，起碼也要做足門面工夫，力保香港最高學府的形象。剛巧我的上司也是個戰後嬰兒的博士，上任後便埋頭搞了一大堆內部程序守則指引規條，不明白的還以為他是個管理學專才，其實也不外乎用以嚇唬別人罷了。曾特首上任後也不遑多讓，把各政策局來玩音樂椅大兜亂，然後再安插眾多政務官舊同袍，彷彿便已經在大力推行新政了。
說了這麼一大堆，我其實想指出的是，香港戰後嬰兒的深重罪孽，並非如呂大樂所言的人多勢眾、不願交棒；又或是如湯禎兆所言的，「霸著茅厠不拉屎」，死抱權力卻無所作為。而是在於過於眷戀過去的成功經驗，想方設法把它們不斷複製、包裝、改頭換面，然後又再多快好省、舊瓶新酒的老調重彈。彷彿香港仍身處於那幻想般自我感覺良好的八十年代，彷彿在北京和殖民地政府的雙重蔭庇之下，股市樓市仍可以無止境的天天向上，一切財富成就皆是那麼垂手可得理所當然，一切貨品皆可以搬到深圳大量廉價生產，毋須研發創意便可以坐享其成。繼續「走精面」、「食老本」，然後繼續不可一世、得意洋洋，這便是香港的戰後嬰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