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陳冠中的新書《事後》中的一篇「不想記與不想知」，引胡思威說「香港的文藝發展是『煙花式』的，曾經在香港出現過、存在過的文化藝術作品、人物、事件，都好像沒有出現過。不想記之外還有不想知，失憶症加麻木症，根本沒興趣知道香港曾經擁有什麼，更遑論將文化傳承編入集體記憶。」香港人「不想記與不想知」的，又豈止文藝發展？放諸歷史、建築、回憶，甚至文化、思想，例子比比皆是。
那到底香港人的腦袋裡到底記些什麼呢？當然一是數字，股市地產呎價人工三圍重量以至Prada幾錢個I'm not a plastic bag幾號開賣幾點去排隊，幾乎可以總括香港人的一生，見證香港人歷代之變遷。
其二也是一堆數字：說三道四和八卦。香港人小報化，變得對茶餘飯後芝麻綠豆雞毛蒜片的小事大動肝火，郭羨妮朱培慶陳冠希究竟有多面目可憎下流無恥，引得全城哄動齊聲指責，可是不見得香港人有多正氣凜然充滿高尚情操。此乃小報的真義，當報紙將一切事物瑣碎化，香港人在乎的只會是誰誰誰被拍到寫到做過什麼說過什麼，而不是這個人本來的事業，最重要的是跟社會大眾同仇敵愾，其身不正不要緊，一窩蜂搶佔道德高地軍臨天下提升自信，因為誰誰誰有多賤格有多臭檔，再不用面對自己滿目瘡痍的缺點。外國人說judgmental，因為他們懂得尊重別人不胡亂向人「嗆聲」（Judgmental一字有貼切的中譯嗎？最接近的似乎只有毫無批判性的「主觀」）；中國人枉稱禮儀之邦，卻是一個最沒口德的民族。
不能面對自己，所以不能面對（或至少不重視）過去──不論是自己的過去還是社會的過去，所以舊的東西，不如都拆了吧！有人說這是現代，這是發展。不，李安最近受《南方都市報》訪問，點出這不是現代發展，這是中國人的劣根性：
我們的電影工業和文化裡面比較不留東西，我找一個國民黨辦公室裡面的辦公桌，就找不到。我找一個杯子，也找不到。青花杯現在都很白很亮的，那都是參照日本改良瓷器做出來的東西，所以一個禮拜連一個以前用的杯子都找不到。那你一個屋子裡面，幾十樣幾百樣東西，有一半以上都找不全…
我做導演，還要下去管這種東西就很累。因為這些東西應該是已經具備的，但國內就不一定具備，這點是比較吃虧。我在加拿大做美國1963年的戲，要什麼都能找出來，我根本不用擔心，從車子到用的剪刀……這些細節的東西他都有。
在國內，就從來沒有在電影電視裡出現炭燒車。每一樣東西都要做，電車我要做。香港也變了，我拍香港一條街，我要到馬來西亞去佈置一條街---香港30年代的街道。中國人不太留東西的，他要蓋新的就把前面的東西都弄掉了。比如說在紐約我要拍一個三四十年代的東西，我可能花費照現在這部片子的一半就做出來了，因為很多東西，人們會保存它。中國人就是不保存東西，除舊布新，甚至還有破壞的，我連一張桌子都找不到，整個時代都要做出來，我怎麼做？只好大家儘量一起努力，可是有限啊，還原1942年是很困難的，那時候一個月一個月都不一樣。大致我想還可以，你說(還原)百分之百，不敢這麼講。你說《斷背山》百分之百，這個我敢拍胸脯，不對的話是我故意要改，因為不合劇情什麼什麼。拍國片就很困難，《臥虎藏龍》沒得問，因為是武俠片，是虛幻的東西，這個要有寫實背景的，我就不敢講，可是我還是比別人做得像。以後的年輕人看，1942年是怎麼樣的看《色，戒》，《色，戒》最准的，可是我裡面有不准的地方，那就是千古罪人，所以有時候我就要求美術組的，我覺得出口也是很重，我一說“千古罪人誰擔得了”就嚇得發抖了，所以說我苛刻他們，對他們太嚴酷也是事實。但是觀眾不管怎麼樣，不對就是不對，他看了不樂意就是不樂意，錯就是錯，沒有什麼好講的。（8月1日南方都市報）
原文刊於個人網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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