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或許是皇后碼頭有史以來最熱鬧的晚上。政府清場的威脅雖然惡形惡相，卻帶不來肅殺，反而由歡樂氣氛充滿此地。最高峰時有四五百位市民在皇后內外，一同唱歌、跳舞；有人演講、有人細聽。梁文道的演說讓人抱腹：時間的確站在我們這邊，他們終會被歷史埋葬，因為歷史由我們來寫！這些來到支持的市民，當然也有來看熱鬧的人，但更多是來和我們一同堅守碼頭的。也有持著不同意見來到的人，在此地上表達自己的想法，我們也有像梁寶般用充滿耐心和藝術的方法去應對。凌晨十二時，陳景輝在碼頭外發言，以周潤發在《英雄本色》中的說話去為今次的抗爭下註腳；這時在碼頭內傳來天星鐘樓的報時聲，人肉鐘聲仍是如此震撼人心。
這就是7月31日晚上、8月1日零晨的皇后碼頭。林鄭月娥最後通碟的限期。零晨三時，我終於在吊床上睡著了。我知道政府的清場機器隨時都會來到，我們也只能以平常心面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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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幾天在皇后，經常會拿起大聲公，向來到皇后的市民解釋我們所作的一切。有幾點，我一直不厭其煩地強調：
一，推動我們的不是林鄭月娥口中的『青年激情』。先不說我們當中有老有嫰、有學生、專業人士、學者、民間團體、基層市民、藝術工作者等等；光有激情豈能叫人露宿三月，及絕食百多小時？本土行動和友好，寫了逾百文章、自資出版數份刊物、作出民間規劃設計圖找到幾全其美的方案、以導賞團形式向逾千市民解釋皇后的價值，這些沒可能單靠一句『激情』去慨括。
二，我們從不說『集體回憶』。集 體回憶是政府發明出來的詞語，是政府用作推卸責任的論述。本土行動強調的，是皇后碼頭的價值－－不單是經濟價值，還有她的歷史價值和文化價值。它與大會 堂、愛丁堡廣場是三位一體的建築群，不單記載了大英帝國在這殖民地上宣示主權的國恥，更是香港人發出異議聲音、反抗殖民地政府強權的歷史的起源地。請花幾 分鐘聽聽朱凱迪的說話，套用花苑的形容－－連低能的也聽得懂。
三，我們要保衛的不只是一座建築，而是香港人和土地間的連結。由 反填海、紅灣半島、灣仔利東街、天星到皇后，將這些事件結連著的是香港人對這片土地的珍重。保衛皇后碼頭，其實也是保衛我們的土地不繼續被無節制的發展所 侵蝕，及屬於基層市民的公共空間。所以請不要再說『我年紀比你大幾十年老子都不覺這地方有甚麼重要幾時輪到你這小子說集體回憶』之類的話，因為我們保衛 的，不只是一座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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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十一時左右，警察看準我們人丁最單薄的時候掩至，封路、架鐵馬、準備清場，部份戰友因而 無法進入碼頭與我們一同堅守。我們在絕食人士之前結成人鏈，我和長毛則拿起單車鏈將自己綁在絕食人士身旁的石柱上，目的是顯示堅守此地、和保護三位絕食的 朋友的決心。陳景輝、浩賢和花苑的絕食已持續了一百一十多小時，差多不五天時間只喝水和鹽份，我最怕的是他們禁受不起警方的『款待』，我向清場的警察要求 要親眼看著絕食朋友平安離開。也因此成為了最後一個被清理的示威者。
所以，自己最後成為了其中一個媒體焦點，是一場意外。其實從來都沒有要高調的意思，我只是整個運動中的其中一員，和其他的同伴一同努力，要互相補位，所以才出現一些意料之外的高調。很奇怪有人會覺得我們做這些事是為了出位，真想像頌華這樣問：我們會有甚麼益處？我工作的地區是個老化得很厲害的公屋區，如此『出位』可想而知是弊多於利；更別說像朱凱迪、陳景輝他們。有一位幾乎每天都來皇后當值的市民叫紅姐，她為了保衛皇后向老闆請假不遂，於是索性辭掉製衣的工作。
露宿、絕食、堅守──的確，這些都是傻瓜的行徑。但我想起了魯迅筆下的聰明人、傻子和奴才的故事，世上聰明人和奴才太多，可是只有傻子才願冒著被打被趕，去將泥牆砸開一個窗。思前想後，我還是寧願做個傻子。至少，做了該做的事，問心無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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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談『激烈』。
香 港人對於所謂激烈，有各種奇怪的想像。其一，『激烈』的門檻定得相當低，基本上只要是不肯聽聽話話就會被撥入激烈一類。其二，所有行為被撥入『激烈』之 後，會立刻變成『激動』，而『激動』則代表非理性、情緒主導、不顧安全、以及搞事。其三，大家都愛注視『激烈』的行動本身，而少談『激烈』背後的理由。
且 看看今次我們的『激烈』反抗，是怎樣『激烈』。我們會堅守碼頭是事先張揚的。我們的堅守行動不會傷害別人，更沒有向抬走我們的警察還擊。我們以自己的身體 宣示不滿和決心，但傷害自己並不是我們的目的，我們在行動中亦做好安全措施。在清場行動中出現的驚險事件和對示威者的傷害，是由警察做成的，而且完全可以 避免。
好了，那麼『激烈』代表了甚麼？
它代表了警方清場、動用武力、檢控市民的理由。它使警方可以有恃無恐地不顧程序、妄顧安全去處理掉這些『激烈』的『暴民』。它代表了對於示威者的不理解和抹黑。它代表了觀眾安於以簡單的符號去理解整件事，而這是由嗜血的媒體所教育出來的。
如果我們真的『激烈』，那是因為我們除激烈以外別無選擇，除了放棄和投降。不是因為激烈比較容易，而是因為我們試遍了所有的溫和，最溫柔的歌聲亦無法撼動如山的官僚，所以我們才要選擇激烈。
再者，真正的激烈，不是那一刻的衝突，而是矢志對抗權威、不介意犧牲的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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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過後，有許多支持和問候，當然亦有許多批評。說我們無聊、阻住地球轉之類，其中一個說法最常聽到，就是『政府要拆，你（我）們怎做都沒有用！』。
在 行動當中，看到陳景輝他們的絕食，我想起了甘地。陳景輝對於絕食有一種執著，他認為絕食應是一項嚴肅且神聖的行動，因為它是以自己的身體作為媒介，呼喚一 個社會的良知和人道精神－－因此他堅持無限期、只喝水的『高消費』絕食。甘地在世的期間，他進行了長長短短的絕食共14次，最長的一次他以74歲的身體進 行長達21天的絕食，當然今天的陳景輝三人無法跟甘地相題並論，但他們卻有對絕食相同的預設－－那就是他們對於這個世界、這個社會，還是樂觀的。
他們相信，這個社會應願意聆聽一個只能以自己最後的自主－－進食－－去作抗爭的人的說話，而不會將之看成是虛假與陰謀。他們相信，以絕食作為道德感召的方法，能夠喚醒人民的勇氣和良知，掃除懦弱，解開仇恨。
但人始終是人，我們的勇氣和智慧都是累積而來的，所以我們不能只執著於個別的失敗，反之要將每一個失敗看成是達至成功的根基。像邱吉爾，他就恨不得甘地餓死在絕食之中，可是我們都知道誰是最終的勝利者。最大的夢魘，不是一次兩次三次的失敗，而是不再相信會有成功的希望。Learned helplessness 才是達至成功的最大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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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場之後，我在電台被問到，本土行動之後會怎樣，是否會繼續轉戰灣仔街市諸如此類。老實說，我也不知道，但我記起Foucault 說過的一句話：哪裡有權力，哪裡就有反抗。本 土行動或保育運動並非從天而降，它的出現是為了回應政府對於過度發展的迷戀，和對自己歷史的漠視。它的出現，是要向社會和政府提出其他的選擇，而問題歸根 究底，就是決定我們城市面貎的權力如何分配。就如由政府委任的古物古蹟委員會的成員，有沒有足夠能力去決定一個地方的存留？政府是否應有決定一個地方是否 法定古蹟，即使這個決定可以與古物古蹟委員會的決定相反？城市規劃的過程中，城規會、市建局和當地居民的意願，可以如何達到共識，而不重演利東街的歷史？ 政府獨攬權力的問題一天不處理，就等於繼續親手催生多幾個天星、皇后、利東街的保育運動。
哪裡有權力，哪裡就有反抗。這是我贈予林鄭月娥局長，解決官民間保育矛盾的方法。放棄虛假的『走入群眾』吧，林局長，解決權力問題才是唯一的方法。
（此文之『縮水版』刊於8月8日經濟日報）
（文首之相片，攝於8月1日早上的皇后碼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