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黃靜
皇后樓頂上的抗爭有十多個小時，雖然媒體大多還是堅持只剪裁警民最有張力的所謂衝突場景——那些明明比慣見的都要平淡的場景，但也因為收費電視台的直播新聞扮演了透明之眼，令到一些「非新聞」的景觀也能展現人前。
保衛者坐到最接近民眾的邊緣，小紅帽（游繩隊）一字排開站在後面。保衛者的臉和動靜很活潑，小紅帽則只見頂帽不見面目。警察開腔是無感情的機械聲線，背後是《大事件》式的效率並生硬地複製?抗爭者的親善。拒絕離開的保衛者能夠仰賴的，只有自己的身體。這十多個小時，為我們留下了什麼？下面提到的一些場景一些保衛者的想法，必未能給予一個圓滿答案，但或至少令我們看到，《大事件》的畫外畫。
飛揚的羽毛。
大隻東在勞工組織工作，也是劇場演員，他撕破了在皇后留守三個月的枕頭，將?面的棉絮，逐些抽出來，拋上天，背後的木面警察霎時朦朧，飄浮的棉絮和東的臉，悲壯，肅穆。（這場景最後並沒有出現在報紙上——除了《文匯報》？反而都刊登了他被擒時抓布向下跌又被攀山隊「救起」的場面。）
「上到頂部，看到枕頭裡面是羽絨，很開心，想著可以搞些什麼。在那一刻想到了，就去拋。」
「那一刻」其實是： 「當我們目睹皇后SOS 大燈飾被他們拆走，非常心痛，失落。我們都曾看著它怎樣由同伴們製作至放到上面。我將這種不能自己之感，化作表演。」
「讓我說說碼頭和枕頭的背景：碼頭是很多露宿者睡的地方，枕頭是家?面最親密最家庭的東西，而我們在碼頭睡在它上面這麼多天，所承載了的也就是這些日子。
都本是豐盛而脹卜卜的東西，我要將它的內涵、點點滴滴掏出來，真有種隨風而逝的感覺。藝術這東西就是這樣，很即時的，去到第三下我就頂不住（要哭）了。一邊拋的時候，一邊在問，我們為了什麼將這些確實存在過的文化，就這麼拋棄了？跟著想到了：是因為IFC。然後我開始指向IFC 拋走它們，至警察迫近。那刻在想，究竟這剩下的、代表文化的小小的羽毛重一些，還是IFC 重一些？我將身體化作天秤（雙手張開，左傾右擺），想像在談保育發展時是怎樣去平衡？原來最後還是IFC 中選。所以我倒掉所有羽毛，但一丟就想立刻拾回……」
這場運動裡，東除了以魁梧之軀幫忙搬搬抬抬，他也一直在碼頭內外，日晝夜晚，作行為藝術，「一般市民和城市人都已不花時間去理會政府或保衛人士的論述，這種現代主義的表達方法已經氾濫。我想將我的反思、感受，轉化成他們的感受。」我例牌地追問，市民對看不慣的表達形式會有反應的嗎——但隨即意覺否定下得太早。我在電視前面看得感動，記者同事在現場似乎更甚。
「比起天星那時只需凝聚共同感，其實這次鬥智鬥力得太多。同伴們都背著敵人而坐，只有我面向著敵人。我和那指揮的警察處於同一狀態，五官全開，臂開雙腿，保護同伴，很傷神，很累。」大隻東，大隻，但始終擁抱感性。
「誓保皇后」大旗之舞。
麥峰，福利機構社工。去年闖入天星地盤之時他和陳景輝是推土機上留守至最後的兩個人。
他舞「誓保皇后」正方大旗，舞得這四個字猶如巨蝶，優美而堅定的弧線維持了幾個小時，直至被抓。
陳景輝說去年WTO 看到韓農被警察包圍時有人舞動大旗，於是在天星推土機上有樣學樣，跟麥峰說「我們這個位置的形象很重要。」這次陳景輝在樓下絕食，到麥峰在天台舞旗，「其實當時是不需搖旗的，因為有風。但我總覺得影像上不可輸， 一個人搖旗， 代表著所有人的堅持——出現在媒體上的，最忠誠的應是照片吧。
其實警方應同樣重視吧，當時我在站著的小紅帽（游繩隊）頭頂（上面釘有特區政府章）舞動時，他阻止我，說因為敏感。我想是因為他們也知道我想傳遞的信息。又所以他們捉到我時不斷游說我自行走到雲梯去——他們連用索帶索我的動作也不願被拍到——看來事前接受了不少公關教育吧。
如果真要說這是場騷，我會想邀請更多的人到來，參與這場騷，而不只有我們幾個。」
鯊魚面前的身影。
阿仁，之前參與社運的位置和那天在天台不大一樣。他彈結他，做視藝創作，寧靜而充滿想像力。那天卻成了和談判專家、紅帽子周旋得最多的一個。當他一次游走到警察面前，背向記者鏡頭，很嚴肅地爭辯，我在想：距離這麼近，如警察突然張開鯊魚的口就把他吞進肚裡。
他被激怒了： 「為什麼說這麼多荒謬虛偽的氹小朋友的話？」無理無禮的警察遇得多了，反而裝模作樣的公關手腕才真正討厭——欺騙他們，欺騙全世界， 「有個警察在上面被我反駁得多，到雲梯時忍不住說，大家都係做場騷？！我即刻罵：癡線！」
然後我們都靜下來。阿仁再開腔：「其實是不是政府在導演整場戲？」（而你和我都各演一角……） ，「政府對畫面、情景的考慮看來精密很多。我本來有點懊悔為何當時想不到要求林鄭月娥過來直接對話。但現在想，其實都安排好了，之前她來論壇，就能成為拒絕過來的理由。過來捉我們的游繩隊、雲梯、消防車、談判專家…… 統統都是拯救的象徵。」
我指著記者，哭了。
記者同事在現場，被當中一個很親和卻又有型的女孩吸引了，她叫彩鳳。戴著波浪邊的大白帽，不斷跟現場的工人、市民、警方、記者直接對話：努力而仔細地向碼頭使用者表達感激，向執行清場的低層工人表達體諒——咪沒電了，就用大聲公，大聲公都被沒收了，就用身體語言。可能只有這麼一次，警察和記者可以靜靜地「聽」彩鳳不斷說這些難以「播出街」的話。「即使一直以來多麼不信任記者，我還是視他們為一個人、一個市民作對話，希望除下盔甲都多思考我們一直在說的政府不公義問題。」天台上唯一的攝影記者被拖離的一剎，沒有了咪和大聲公的彩鳳，焦急地指著記者群，指手劃腳，記者同事說，她應是叫我們拍下，捍衛新聞自由之類吧——她猜錯了，她竟然聽不到身邊的行家在笑在拍手——彩鳳那時悲傷得哭了，職業身分其實比她想像的要內化。
「但我一直說一直說，到最後，我問現場的一個女警，你明白我說什麼嗎？她微微點頭。」
如果當日的碼頭上蓋，無可避免地被視為示威者和警方合演的舞台騷，保衛者阿東會告訴你這與做騷並不相同——不是因為沒有表演成分，他們根本不斷地發聲不斷地表演——而是在於行為藝術第一規條並不是需要觀眾，而是只須忠於自己的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