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衛的尋求
陳智德

時至今天，談論香港時還有人襲用那老掉牙的過時標籤：文化沙漠，如果不是思想落伍、人云亦云，就一定因為沒有讀過陳冠中的著作。一九七六年，香港大學畢業後再從美國波士頓大學修畢新聞與社會學回港的陳冠中，與友人創辦了《號外》雜誌與一山書屋，《號外》在當時已是一份前衛的、走在前沿的文化刊物，但那前衛並非孤立的現象，在《號外》之前有《文藝新潮》、《中國學生周報》、《盤古》和《七○年代雙週刊》，比《號外》稍後還有《文化新潮》、《破土社會文學集》、《女流》等刊物，它們譯介外國前沿文化思潮、藝術電影、推動本土文學創作、關注國際局勢、挑戰保守建制，實與七八十年代的香港粵語流行曲、電影、電視劇等大眾傳播，共同構成了一個多元共生的文化時代。

這段歷史早有不同的作家和學者談論過，而陳冠中在新作《前後：本土文化誌》以及前著《我這一代香港人》、《香港未完成的實驗》、《半唐番城市筆記》等書中，以特別有趣的、具記錄性又不失幽默的筆觸，為一個深具自信的文化時代造像。新著《事後：本土文化誌》的記錄從書店開始，被陳冠中形容為“啟蒙小書店”的位於尖沙咀文藝書屋，當年由小說家王敬羲主理，引進六十年代台灣的“文星叢刊”，讓香港的文藝青年很早就能讀到殷海光、李敖、白先勇等人的著作。另外在〈自己開書店〉一文，他談論的當然是自己參與創辦的一山書屋，也談到當年香港的“二樓書店”實在不只是一盤生意，主事者大多具文化抱負，擔當文化中介角色，甚至在七十年代那複雜的政治年代裡，收集一些在中國內地已因文革而遭批鬥的作家的新舊著述，“很有原則”地盜版翻印，在香港流通。因此陳冠中記述的可讀性還不在於寫出開辦一家書店的過程，而是寫出當年香港“二樓書店”的文化傳承意義。

憶述《號外》之前，陳冠中還談論影響好幾代香港文化人的《中國學生周報》，該報由五十年代的南來文人創辦，培育出七十年代大批著名的本土作家和影評人，而七十年代的文藝青年承接前代人的耕耘，自發地創辦更多不同取向的刊物，其中七十年代初的《七零年代雙週刊》亦為陳冠中所稱道，該刊的重要性，在於它兼具前沿的政治性、理論性、行動性和文化性，其同人嚮往西方無政府主義和托洛斯基主義、反抗港英殖民統治，以中英雙語介紹外國政治理論，支援當時香港青年間波瀾壯闊的各種學生運動，如保衛釣魚台示威、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文運動、艇戶事件等，同時包容本土文學創作，每期以大篇幅刊登詩歌，肯定是七十年代文化刊物的傳奇。

至於陳冠中時期的《號外》是一本怎樣的刊物？除了親自到圖書館翻查該書，透過《事後：本土文化誌》的記述，也可以引發饒有趣味的思考。七十年代的香港文化青年不少都嚮往或傾向左翼思潮，然而左翼畢竟具既定立場，若從文化多元的角度看，也許《號外》持更能催生開放的討論。早期《號外》以強調都市文化品位的美國紐約《村聲》（Village Voice）雜誌為楷模，沒有放棄社會批判，但也提出支持改良主義者，與政府協商以促進監察，而更悅目的更是《號外》從美術設計到文字內容風格所表現出的“小資趣味”。

有關七十年代香港的左翼或左派文藝青年及其文化，本書中有三篇文章論之甚詳，分別是〈左翼青年小圈子〉、〈作為名詞的左派〉和〈作為形容詞的左翼〉，其中分別以“作為名詞”和“作為形容詞”來“形容” 左派和左翼，亦可見陳冠中洞見中略帶幽默的文風。香港左派具實際組織操作和特定的任務，作風沉實而低調；而文藝青年自發的左翼，則主要以七十年代學運期間大專界當中的國粹派和社會派為兩種態度，由“關社認祖”以至紮根本土，分別創建出不同的文化。

陳冠中具社會學及新聞學訓練，回港後曾任報館記者、電影編劇以至監製，他當年在《號外》也撰寫多篇文化評論、報道和人物採訪，其中包括轟動一時的“金禧事件”和“佳視事件”等，後來部份文章收於九八年出版的《香港未完成的實驗》。作為傳媒人，陳冠中在本書也提出對新聞實際運作與新聞理念教育的重要性，在〈新聞寫作學徒〉一文指出二者的差別之後，讓我們知道實際運作當然重要，但理念不是應該更高？常見的論調總喜歡在談論實際與理念的差別之後否定理念，然而陳冠中的比較不是要否定理念，相反地，他提出“新聞學院真正讓學生終身受用的，不是技術訓練，是人格培養”，可說是少見的擲地有聲之言。

《事後：本土文化誌》接著還談論八十年代的新浪潮電影、前衛劇場、平面設計、時裝、流行曲和電視文化，殖民時期的香港文化強調多元共生，帶一點優雅的都市趣味，追求前沿而抗拒教條和老套，前沿本身甚至成為一種吸引和推動力，當年有眾多追求前沿的青年，他們的文化追求和品位構成了一代人的文化，一代人的香港，從文化理念思維傾向表現其時代性，一代人的文化史由此造就出，後人談論的“香港價值”即由此文化理念共同構成。

然而此等理念卻又是如何生成？由陳冠中的記述可以知道，殖民時期的香港文化與官方的關係甚少，官方沒有締造任何，香港文化幾乎全屬民間自發，也許官方的貢獻就是積極不干預，任由文化自生自滅，卻由於五十年代以來南來作家、學者和教育家的奠基、播遷，本地學子承接其文化傳統，再透過外文書刊加上海外留學生回港引進文化思潮，社會開放的氣氛孕育出有利條件，加上文化媒體如報紙、雜誌、電台、電影與民間組織的推動，在缺少官方扶植或審查下，靠著“內需”而勃興，這也許是香港文化在個別的事件、術語以外，更特殊的現象。

書中所述的文化圖景與今天香港當然已大異，過去的前沿文化趣味與今天強調的通俗趨向更大相逕庭，此所以本書題為“事後”。七八十年代香港文化的前沿力量早已消褪，箇中原因難以在此深究，大概部份由於九七回歸後的政治、教育及人口政策，部份也來自經濟轉型以至本土自身的問題。本書以陳冠中的回憶為重心，或可說是一部個人經驗回顧式的文化小史，讀者不妨由他提供的線索出發，配合梁款、呂大樂、李歐梵、也斯、馬國明、游靜、洛楓等文化研究學者的著述，以見更全面的圖景。

細讀本書所記及其筆調，陳冠中對已逝圖景的憶述並非懷舊，他更強調香港以往已建立了許多不同層面的文化根基，在幽默和輕鬆的語調中帶有態度上的傾向，彷彿在另一角度向今天的文化環境喊話：書中的記錄大多已成掌故，但也讓今天的人知道目前的文化狀態，不是本然或必然地必須如此，它還有許多可能性，端看這一代人願意塑造怎樣的文化圖景，在拆毀、重建、移植、屈從或不同的方案之間，作出怎樣的選擇。

（2007年8月廣州《南都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