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記了打從什麼具體的時候開始，「世代論」又再一次登上舞台，被拿來作討論與炒作，風風火火，好不熱鬧。按照呂大樂教授在《四代香港人》一書所提出的斷代法(第一代是「戰後嬰兒潮」的父母，第二代是1946至1965年間出身的「戰後嬰兒潮」，第三代是1966至1975年間出身的「三十世代」，第四代則是1976至1990年間出身的一代，即主要是「戰後嬰兒潮」的下一代)，在這一輪有關「世代論」的辯論中，除了大都已屆退休之年的第一代外，其餘的代次均有参與，但印象中，這一場論爭的始作俑者，是「戰後嬰兒潮」與「三十世代」。
固然，「一代不如不代」論並不是什麼新的事兒，正如呂大樂教授所指出的，第一代也有看不順眼「戰後嬰兒潮」的時候，「也曾搖頭嘆息，慨嘆世風日下」。但我認為，新一輪的「世代論」爭辯有其獨特的時空性，而若要追本索源，我們得反過來追問﹕是誰在怎樣的時空中引發新一輪「世代論」的論爭，捲起千堆雪。
2004年﹕舊的正在死去，但新的還沒有到來
在新一輪的「世代論」論爭中，取態上不管是趾高氣揚(喬菁華)、懺悔(陳冠中、呂大樂)、走中間位(湯禎兆)、要求上位，還是埋怨(韓江雪、健吾)，但筆者認為整個論爭的提出，跟2003年香港社會跌至世紀性的谷低以及同年同樣世紀性的七一大遊行的出現有關。事後看來，事情並非完全凑巧，無論是陳冠中的〈我這一代香港人──成就與失誤〉，還是呂大樂《四代香港人》的初稿，均於2004年首度發表。那是一個後沙士的年代，香港社會在經歷過亞洲金融危機、人大釋法、建華亂港、禽流感、沙士等世紀災難後，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正跌至谷低，但與此同時，在03年反23的七一大遊行奇蹟的衝擊下，那也是一個求變的年代。印象中，當時在空氣中瀰漫著的，是一種「舊的正在死去，但新的還沒有到來」的困局氣氛。
在這樣的語境下，我們便可以理解到陳冠中、呂大樂等「戰後嬰兒潮」一代的文化精英，為什麼會在2004的歷史時空，率先旗幟鮮明提出了懺悔意識。對於陳冠中來說，「我們整個成長期教育最終讓我們記住的就是那麼一種教育：沒甚麼原則性的考慮、理想的包袱、歷史的壓力，不追求完美或眼界很大很宏偉很長遠的東西這已經成 為整個社會的思想心態：我們自以為擅隨機應變，甚麼都能夠學能做，用最有效的方向，在最短時間內過關交貨，以求那怕不是最大也是最快的回報。」〈我這一代香港人──成就與失誤〉是「戰後嬰兒潮」一代的懺悔録，世代問題只是背境，為香港在1997之後的困局找個說法，才是正題。至於呂大樂的《四代香港人》，則把問題鎖定在代際問題，特別強調「戰後嬰兒潮」對「三十世代」有所虧欠，因為「戰後嬰兒潮」牢牢掌握了社會的主導權，未有好好維護第一代所辛苦建構出來的多元開放環境，創造有利條件讓「三十世代」接棒「上位」，並把自己的一套價值觀上昇為「我們」的價值觀，重重地壓在第三、四代的後來者的頭上。
是「戰後嬰兒潮」，還是「戰後中產階級潮」?
驟眼看來，陳冠中、呂大樂等對戰後世代政治的描述，可謂字字血淚，其對於香港的第三、四代以至整個香港的虧欠之情與懺悔意識，也是非常真實的。呂大樂不無自我嘲諷的指出﹕「香港的第四代跟之前幾代人最不一樣的地方，是他們要面對來自爸媽的嚴密監視（較正面的說法，是照顧）」，因為他們「太了解社會風浪，深深認識到淘汰考試如何一次決定個人的前途，明白成人世界只重競爭，所以又怎可以不早日為子女作好準備，幫助他們將來出人頭地。」然而，「是這些家長口講自由、開放，鼓勵青年人自由發展﹔也是他們連孩子上大學後選修些什麼科目都要管，他們怕孩子不切實際，選不上日後能幫助找好工作的學科。」但問題是，在「戰後嬰兒潮」一代，誰才有能力和資格「給孩子機會和支持，參與各式各樣的興趣班」、「願意放下事業，全 職照顧孩子，每天接送，這一刻送孩子學習游泳，那一刻上小提琴課」？答案自然是戰後(尤其是六七暴動之後)，因港英政府殖民統治模式的轉變以及經濟高速度增長而得利、上位的「戰後中產階級」。在呂大樂的世代論述中，所謂「戰後嬰兒潮」指的其實主要是香港戰後的中產精英，正如本欄的同欄作者郭鴻所尖銳地指出﹕「近百萬活在貧窮線下的一群，又該如何對待?」(明報 星期日生活版，2007年7月1日)在一個貧富愈趨懸殊、階級問題愈趨兩極分化的社會中，充滿中產論述影子的世代之爭的被提出，也就令人深思。對於活在貧窮線下的基層來說，最重要的問題顯然是生存，而非上位。
世代論爭是一個香港後殖民的問題
然而，正如有論者所早已提出的，「戰後嬰兒潮」之所以能夠「上位」，其實跟六七暴動後港英殖民政府在殖民統治模式上的轉變有關。七十年代後，港英殖民政府主導晚殖民時期的現代化工程，本地人開始參與較為全面的現代性改革，在當時的港督麥利浩的領導下，大搞教育擴展、興建公屋、訂定勞資關係法律、進行公務員本地化、建立理性化的各級官僚制度，加上戰後中美意識形態對峙的冷戰格局與本地經濟的高速成長，「戰後嬰兒潮」伺機火速「上位」。可以這麼說，「戰後嬰兒潮」是從六七暴動後殖民統治模式中獲利的一代，而正是這種權力關係決定了今日香港社會的困局。
正如有論者(羅永生、梁文道)所指出，香港回歸所帶出的政治困局，關鍵不在於中港差異，而是在於「保殖」。更直白地講，香港回歸的問題，除了是國家主權的問題外，更主要的，恐怕是如何以制度性的力量保住殖民地地所建立起的利益結構與權力結構，而《基本法》正是用來把回歸前的殖民地利益/權力結構凍結下來的法律機器。於是「確保回歸前公務員體制保持不變」、「殖民時期的所謂行政主導的管治模式」等都給寫進了《基本法》，以制度性的力量保存下來。當然，回歸前的種種權力體制之所以被建立，主要為了確保英國政府和來自這個殖民宗主國的英商，以及部分本地華人精英(主要是華商與土豪劣紳)的利益，目的是以間接管治的方式，確保英國殖民政府能夠以最少的人力和軍力，控制一片殖民地。回歸之後，唯一不同的是，代表了英國殖民政府的力量逐漸退出原有的權力場，由原來的本地華人精英以及新進場的中方力量取而代之，但殖民時期所建立起來的那種利益輸送的權力體制，則大體給保留下來。跟很多戰後提出反殖民運動的前殖民地國家不同，在六、七十年代曇花一現的本地反殖運動中，絕大部份關於本土文化的論述，從來沒有對殖民統治以及相應的體制作出深刻與系統反思和檢討(簡言之，即解殖民)。
由是觀之，新一輪的世代論戰，亦可被視為香港後殖民處境的一種文化反映。回歸前的殖民地利益/權力結構給制度性地凍結，加上回歸後香港社會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碰上了一連串的世紀災難，社會的階層流動結構無法正常更生，對於出身草根的莘莘學子來說，七、八十年代那種「肯搏便有機會上位」、遍地機會的風光日子不再，結果是「M型社會」、「下流社會」等的出現，貧富兩極全面加速分化，從而引發了後沙士年代的世代論爭。
如果我以上的描述，跟現實不至於有太大的偏離，我不禁要問﹕我們離開真正的解殖，還有多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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