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的希望—回梁啟智
早前，香港大學地理系學者梁啟智說「定義香港」會造成「本質主義」，因而認為是「危險」的；後來，他又在另一篇文章裏舉例說明本土論述由於忽略了「差異性」而充滿弱點。
然而，兩篇文章都沒有就著眼下急迫的城市發展問題交待立場，只樂此不疲的玩弄「差異性」的概念遊戲，可謂脫離了現實及混淆了「身份政治」的不同層次。
身份政治的兩重維度—自我和他人
他的文章充斥著這種批評詞彙：有欠開放、片面的、淹沒異見、抹掉不同的認識和理解等。然而這些圍繞「差異性」所建立出來的字眼只是「身份政治」問題的一面。
例如，他批評本土行動的建議--在西九龍文化區築建「市民公園」，原因是：老人家注定難以受惠，因為舊區距離新填海地太遠，這挑戰了老人家的徒步能力(縱然我們知道這多少可透過公共交通安排解決，使老人無須徒步也可快速抵達)。在這裡，作者把問題轉向了舊區裡老人家和其他居民的「差異性」，因而「市民公園」的錯誤就在於「單一化」了九龍西居民的身份，它未如本土行動所言讓全部舊區居民受惠。
然而，這顆只看見「差異性」的眼球卻迴避了更為迫切的問題，這才是「市民公園」被提出來的理由：按政府在文化區的計劃，佔 43個百分比的樓面面積空間將變賣作酒店豪宅，那末，這片原本由九龍西填海延伸、倚偎海港的土地又會成為另一個由地產財團吞佔食利的私人地帶，而在不分年齡的九龍西居民將會進一步被隔離在外。更危險的是，一條和身份政治無法分割的「主體性」(subjectivity)問題被延擱了：作為香港人，在已經出賣了大量地皮築建豪宅巨廈(如凱旋門、君臨天下等)、超出收益預算的新填海地上(總面積334公頃)，到底希望怎樣對待餘下這片四十公頃臨海土地？我們希望一個更多地向外開放的西九龍文化區，抑或是被酒店毫宅團團圍住的文化區？！
這種「差異性就是一切」的態度充斥字裡行間，他說「只要保持無條件的開放，才能尊重城市發展的多元」，可是一個良好的城市從不只是符合「開放」和「多元」的面向就足夠。為了讓城市生活符合我們心目中的追求和合理公平的價值理想，人們就無法迴避進行評斷，從而建立一套屬於自己的城市願景。其實，「身份追求」正正包含了前述兩種重要的思考維度：自我和他人；而梁啓智的混淆正在這處發生，他以後者吞噬了前者，因而反對任何重新定義香港的嘗試。
讓我先作一點解釋。前者是一個人或社群在建構她們的身份內容和主體追求時涉及的思考重點；后者則是這個社群尊重多元、向他人他事開放自己之際涉及的另一個重點；若再換一組字詞表述，它指向的便是「自由」和「正義」兩種同等重要的社會價值，前者希望打造、追求和落實香港人的共同意願；後者則是面向他人的一項倫理承擔。正如一個人建立自我認同，並不一定陷於自我中心和目中無人；但如果因為害怕自我中心而放棄任何建立身份認同的嘗試，就無異於因噎廢食式的丟掉重塑城市靈魂的機會。
現實中的本土與多元
「本土論述一淹沒差異聲音」不符合現實情況。在城市空間急速地單一化之時，保衛露天街市、利東街社區、天星碼頭和滿佈外籍傭工的愛丁堡皇后相連的公共空間，無疑就是維持多元價值的一種方式；更重要的是，市集、社區、文物和公共空間等四種事物本身已是相當不同，它們之間的連結和相互激勵更豐富了對本土文化的多元想像。
在同一時間，面對著地產財團和特區官僚對我們的生活空間和土地的支配，也是在我們的老社區、文化遺產、和清新空氣正因此而備受威脅之際，本土論述更不能如學術清談般停滯於「多元論」，而是相信在特定情景(而非永恆地)之下，一些價值比另一些重要。例如在現今不平衡的香港，強調露天街市和老社區在生活價值和本土文化上的重要性，遠較為大商場豪宅宣傳更為迫切，或者更具體的說，在被摩天巨廈籠罩的中環，保衛天星皇后遠比由大商場、快速公路任意擴張的主張更有價值。
懷著批判精神的本土論述，希望在各種差異聲音之中共同製定出一張香港人的都市發展日程表，這就不是犬儒，你明白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