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傳之必要／陳智德

文化承傳的意義是什麼？教育者除了技能和思想傳授，還可以作什麼？小思新著《一生承教》，以承傳的意義貫徹全書，其中〈理想的真世界──新亞教曉我的〉一文由錢穆先生六十年代在新亞書院的月會演說談起，特別提到在新亞、崇基與聯合三院合併為香港中文大學之年，錢穆決定辭去新亞校長之職，在當年的畢業禮上，說了一番「表面淡然，內裡卻千軍萬馬」的明志之詞。由此明志之詞，紀念所學，也指向當世大學教育承傳意義的再思。

在那風雨飄搖的年代，錢穆提出理想真世界與現實俗世界同為人生的真實，這兩個世界應同等重視，小思引錄了錢穆先生演說中有關理想世界的重點：「我們該在此現實俗世界中，建立起一個理想的真世界。我們都是現世界中之俗人，但亦須同時成為一理想世界中之真人。」再提出錢穆在演說中詳述了虛雲和尚每到一處，創新一寺，然後功成身退、為而不有的理想世界中的「真人」行狀。在文章後半段，小思把錢穆所言，放回當時脈絡之後，再從今日檢視、承傳其義，她針對當世問題寫道：「眼看世道愈來愈亂，背離正道、似是而非的聲響，變成最強音……現實俗世界已紛亂無比，理想真世界愈行愈遠，我難免驚惶軟弱。」可說是為錢穆六十年代所言，再賦予面向當世的意義，重思教育精神及理想世界的實踐與平衡，而她的「驚惶軟弱」，也許代表來自錢穆年代的理想真世界的失落，它的難以實踐，已再非個人選擇的問題。

在文章的結尾，小思總結出「新亞精神，不是新亞獨有，是屬於人類社會的。」由此〈理想的真世界〉一文從作者所承教的「新亞精神」開始，卻又擴闊了原先所論，不是一校一時的問題，她對「新亞精神」的懷念不只是對一個消逝年代的懷舊，也不只是校友情誼或師長教誨的紀念，而是提出個別「精神」理想的共同性，以至理想實踐的公共意義。

〈理想的真世界〉寫於二零零六年，香港的大專教育問題，與錢穆時代當然已不同，今天各大學面臨的是國際化、轉換教學語言為英語、擴充外地生比例、擴建發展校園，其實是爭資源以至迎合全球化市場暴力的問題，部份表現出漠視以至切斷香港長久累積的學院文化的趨勢，這種為招徠外地生的「國際化」最終可能適得其反。錢穆所言的理想真世界，放於當世語境或所謂趨勢中，無疑更見孤單，卻由此為原書所談論的承傳問題注入新的反省。〈理想的真世界〉一文的前賢其實不空談理想，面對六十年代重實利輕文化的殖民地建制力量，錢穆因而提出俗世現實與理想追求同等重要，現實限制必須正視，但在理想的底線中，始終堅守必不放棄的所在。際此新一波的大學教育風雨飄搖之時，這聲音仍是擲地有聲之詞，而小思文中所強調的公共性，亦擴闊了它的涵蓋面。

或許這就是承傳的意義，承傳本不為順應任何趨勢而服務，承傳不只是一種學問的傳習延續，更應是一種理想追求、處世標準和人格高度的延續。承傳本身可能也是一種難以踐行的理想，唯它不獨是理想主義者的事，而是在現實世界中應有的拔高標準，至少是一種平衡，使個人在俗世現實的眾聲中，免於無從、失去所守所恃。可以預見，承傳不是請客吃飯，承傳對承接者有一定要求，也許還是一種壓力，小思在〈朗朗校歌聲中〉一文提到在錢穆先生追悼會上，唱至「手空空，無一物」時泣不成聲，透過描述一代人的離去、下一代成長中新的考慮，提出作者所哀不單是人物的消逝，而更是對承傳的無力、軟弱和限制，當承傳的力量落空，「手空空，無一物」的歌聲便由追尋理想的形態變作理想真空的現實，承傳的落空，才是悲哀的所由。

早前讀到舒非的〈小思和《承教小記》〉一文，才知《承教小記》原打算由三聯書店再版，但遇到些波折，最後小思決定重新編訂全書，增刪大部份文章，以《一生承教》之名出版。待讀到本書，頗有感波折裡的造就，因重新編訂相近主題新舊文的特定組合，《一生承教》之義已從原書擴闊出。

《承教小記》原於一九八三年由明川出版社初版，所收文章大多作於七八至八一年間，八六年由華漢文化再版，九零年再增訂三版，其後再有四版至六版。明川出版社初版設計雅淡，封面由馮康侯以隸書題書名，下蓋篆印，套朱紅色印刷，不另加其他圖樣，凸顯灰綠凸紋厚紙質感，明淨的設計清雅而莊重，最切「承教」的意蘊。

《一生承教》分為「承教小記」、「這樣日本」和「舊時衣冠」三輯，新增的文章許多都是九十年代以至零六至零七年間所寫，包括「承教小記」中的〈理想的真世界〉、〈朗朗校歌聲中〉和〈永世師徒情〉等篇。全書近三分一篇幅，都是小思為一生中所遇見的不同承傳者造像，承傳有點近似乎理想，不同的是，理想只有崇高的一面，它永遠相對於俗世界，而承傳卻是理想與俗世的結合，它既對抗斷裂、承接理想，又同時充滿著無力、軟弱和限制。

承傳針對的是斷裂，而斷裂是有多種環境因素使然，在廣泛的背景中，五十年代來港的教育者是針對殖民地的無根和異化，冀望以文化承傳作某種抗衡。在〈沒有歷史感的城市〉一文中，小思還寫出另一種斷裂的形態，它不是外來者的抹煞或禁制，反而是傳習者自行選擇放棄。該文談論八十年代的中學會考中國歷史科分甲乙丙三組，許多中學師生因感丙組現代史部份內容繁雜，往往請求甚至爭取放棄教讀，就這樣「自願地」放棄了現代史的教習。七八十年代成長的香港學生，幾乎以「會考中史科不及格」為榮，甚至是可以炫耀的，這當然有時代因素使然，但一代香港人對中國和香港史認識的偏頗和貧乏，不正於日後得嚐惡果？承傳之必要，願在此確切地套用小思〈理想的真世界〉一文的結語，略作變化地結束本文：承傳的精神，不是教育者獨有，是屬於香港社會的。

（《信報》2007年11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