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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經

「四人幫」餘孽和港英餘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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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政事務局長曾德成在立法會左毒發作,失儀失態,人身攻擊香港選民民主選舉出來的陳方安生議員,惡毒地重提「港英殖民統治」,大有重掀「文革」惡浪,批鬥「港英餘孽」之勢。曾局長如此喜歡翻舊帳,「挖老底」,確不愧為「文革闖將」,大有「四人幫」遺風;正是陰魂不散,後繼有人。但曾局長似乎忘記了,「翻舊帳,挖老底」雖是「四人幫」整人絕技,這絕技也是雙面刃,「剃人頭者人也剃之」。如果我們「以其人之道反治其人之身」,也略為翻翻曾局長的歷史舊帳,曾局長今天高踞廟堂的資格實頗堪責疑:不但愛好自由民主的香港人要責疑,就連銳意「改革開放」、決心「與世界接軌」的中共領導層也應該責一責疑。至於不諳「文革」歷史的曾特首應否重新檢討其委任曾某入局的決定,那就是他作為特首,維護政府良好管治義不容辭的責任了!
歷史是一面最好的照妖鏡。一九六六年春夏之交毛澤東和「四人幫」發動文化大革命,對內「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對外「反帝反修反各國反動派」,「革命」烈火不但燒遍神州大地,且蔓延到香港和海外:北京的激進紅衛兵火燒英國代辦處,「四人幫」在香港的追隨者也積極響應,違反中共中央「暫不解決香港問題」的戰略國策,衝擊港英管治,用恐怖手段,「大放菠籮」,置香港人的安全和生命於不顧;曾局長也因在和平校園非法散發反英傳單、破壞公共秩序而被捕入獄。火燒英國代辦處的紅衛兵後來受到中共務實派如總理周恩來的嚴厲批判,不少人後來成了所謂的「五一六反革命份子」,被逮捕批鬥;曾局長則因為是香港「愛國同胞」,躲過了此次清算,可以繼續「革命」。「四人幫」後來繼續為禍中國,造成了「十年浩劫」。在這十年中,曾局長就像「四人幫」中的姚文元一樣,以筆桿子為武器,在其賴以安身立命,後來且成為老總的左報《大公報》中緊跟「四人幫」路線,連篇累牘,從吹捧「林彪副主席永遠健康」,到「批林批孔批周公」,矛頭對準周恩來,再演變成「批鄧和反擊右傾翻案風」,矛頭對準鄧小平,污蔑「四五」天安門事件是「反革命事件」等等,翻雲覆雨,興風作浪;曾局長及其所負責的《大公報》對「四人幫」可說是亦步亦趨、寸步不離、步步緊跟。一九七六年,中共務實派發動政變,清除「四人幫」,以鄧小平為代表的務實派掌握了中共權力,批判「四人幫」的「極左路線」,開始了中國近三十年來的改革開放。但在香港,由於中共仍需要依靠本地的左派陣營,左營中的「四人幫」追隨者再次躲過「組織清理」,連中共慣有的「思想教育和思想轉變」也欠奉;不少「四人幫」的骨幹追隨者包括曾局長在內且搖身一變,「繼續革命」。在港英統治向回歸過渡的十幾年期間,《大公報》以「愛國主義」、「擁護回歸」為幌子,發表了連篇累牘充滿極左思維的文章,對港英的正常管治極盡干擾破壞之能事。回歸之後,這些人更在中共撐腰之下進入了香港政府的權力核心。明白了這段歷史,曾局長對民選議員陳方安生的揶揄批判就不是突然或偶然的了,其思想和文革時期的「四人幫」一脈相承,由來有自,根深蒂固。
曾局長這次左毒發作,惡狠狠地攻擊民選議員,與愛好自由民主的香港人為敵,事件已嚴重損害了中共在香港人民中的威望和信任,也損害了中共在國際社會的威望和信譽。許多香港人都說,香港「極左派」的所作所為比中央更左更可怕。他們猜想這次曾局長大發官威、侮辱民選議員未必是中央授意,而是「極左派」自我膨脹,「拿雞毛當令箭」,是「奴才比主子更凶惡」,另有所圖。如果是這樣,就真令人不明白為什麼中共當局在打倒「四人幫」之後一直不在香港左營清理門戶,卻繼續讓這種「四人幫」式人物耀武揚威,借「愛國」之名,行「禍國」之實!其實,在一國兩制之下,要搞好香港,中共靠的應該是基本法和寬容開放的政策,靠廣大香港人民,靠廉潔中立的公務員和文官制度,靠中產階級、專業人士、有遠見的商家和默默耕耘的工人兄弟,而不是靠那些只懂耍嘴皮好詭辯,寧左勿右的極左派和「四人幫」餘孽!這些人實際上是在替中共幫倒忙,為中共「倒米」!回歸十年來,香港自由不斷萎縮,民主毫無寸進,法治正受到蠶食、社會不斷分化,「和諧社會」已變成空洞口號。董特首之前的「八年浩劫」和曾特首未能堅決維護香港的核心價值固然要對今天的局面負很大責任,但香港的「四人幫」餘孽在各方面推波助瀾,推著香港不斷向「極左」深淵冒進,則要負更大的罪責!中共對香港政策的主事者,是認真檢討、改弦易轍的時候了!否則,香港這隻會生金蛋的鵝恐怕就要變成病鵝甚至死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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