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過年，我腦海裡就會浮現起貧窮這個主題。在報章方格內，經常看見類似的筆墨來寫：「草根階層通通為應付年關，在新年前後都要節衣縮食了。」我們在年底定必忙個不停的辦年貨、封利是，只是新年 帶來的特別支出，對於窮苦人家而言，似乎是力有不逮的任務。不過，正正是新年，貧窮的社會面向就更昭然苦揭：縱然力有不逮，人們還是要去完成的，否則他們就會被看扁，予人寒酸的感覺。
小時候，自己身處的正是這種經濟拮据的家庭，而親戚朋友較自己家人富裕。但在新春，面對這「不可能的任務」，家人仍得孤注一擲，因為親朋戚友之間孰富孰貧的比較，在老一輩人心中看得很重。 嫲嫲總愛買一些昂貴的朱古力放在家中，或用來做禮品，避免有失體面。她會為妹妹和我準備添置新衣物，生怕穿破舊衣、破鞋遭人取笑。有一年，推出了十元硬幣，我們便硬著頭皮用二十元紙幣封利是。不過跟其他小孩有別，我拿在手上的利是總難以「袋袋平安」，因為自己若收了利是，就意味著爸爸媽媽亦要回封給人家，所以無法偷偷藏起起的利是，通常都給回收到爸媽手上，作幫補之用。
我記得，嫲嫲老是唸著一句說話：「不要給人家看不起！」她不是新年才會如此緊張的，只是新年是最要求人們表演體面的時節，而「看不起」的身份焦慮和「體面」的社會要求，在這時候張力也是最強烈。沒錯，這就是窮人生存的策略。若要在社會上生活得有尊嚴、不受歧視，窮人首先學會的正是隱藏自己的貧窮。這方面，著名的英國政治小說家喬治．奧威爾 (George Orwell)有相當細微的觀察。在他相對不為人知、帶有自傳成分的小說，《巴黎倫敦落魄記》(Down and Out in Paris and London)，奧威爾進行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描述，主題正正是貧窮。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辭去了印度軍旅，他立志當起作家，而那段日子，他住在巴黎的一個貧民窟的旅館小店，準備創作兩部小說(後來被自己銷毀了)，過著潦倒的文人生活。整本著作是他對那段日子的記述，主題正是他自己及其周遭窮人社區的生活現況。其中，他以小說家的筆觸描述了巴黎窮人們如何過日子的掙扎和經歷，困頓和生命力相互交織。他發現謊言，亦即想方設法向人隱瞞自己的貧窮，這是生活下去的必需手段。奧威爾為了不讓包租公知道自己的拮据，就常常把面包和牛油藏在袖口，假裝外出吃飯，也同時偽裝有能力償還未交的租金。他描述一個擁有行李箱(當然箱子內是空空如也)的落魄旅客，在包租公看來到底是可信賴一點。而當他自己在身無分文之際，去應徵當搬運工，判頭問他夠不夠力，奧威爾當然謊稱自己「力氣非常大」。所以他說，作為窮人，「整天都在撒謊，並為此付出了昂貴的代價」。
在這本有關貧窮的著作，奧威爾有大量更為深刻和直觀的描述，本文無法一一概述，但對於窮人身處其中、充滿敵意的社會世界，他的文字無疑是相當透徹的，這是一個怎樣的世界？正如社會學家希布魯克(Jeremy Seabrook)所言：「窮人沒有一個不同於富人的文化」，因此低貶的評價都是由外強加的。不要忘記，它有時更會引申在我們的農曆新年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