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年，我七歲的時候，祖母安祖莉嘉使我首次認識到一九四五年五月八日這個日子的意義。納粹德國在當日投降，結束歐洲的二次世界大戰。一九四四年六月六日，盟軍在諾曼第登陸，展開解放歐洲之戰，那時我父母正在當地度假。後來某日黃昏，父親、母親和祖母閒談往事，我坐在一旁聆聽。閒談的具體細節我已經忘記，但我仍清楚記得祖母的一句話。她感歎地說：「感謝上天，我們給打敗了！」
一個小孩子自然未必知道為甚麼打敗仗是好事，但祖母將戰敗等同解放卻無比正確。我每次重溫她四十五年前教導我這番道理，她說話中隱藏的意思便愈加清晰：戰敗的是「我們」。德國國民並非給一夥稱為「納粹」的罪犯所劫持的受害者──納粹主義是千百萬德國人擁戴的內在意識形態。個別人士不論是否有參與納粹暴行，歸根究柢，每個德國人都要共同承擔責任。
在今天的德國，絕大多數人都認同一九四五年五月八日是慶祝解放的日子──不僅是歐洲的解放，也是德國的解放。跟一九六○年相比，今時今日民眾的普遍看法肯定是一大進步。諷刺的是，今天的民意也可能基於遺忘：解放是基於戰敗這一事實，大家都避而不談。用祖母的話來說，解放者不是「我們」，而是「他們」。
人們對待過去的方式，固然反映過去的史實，但更清楚顯示他們現在的取態。這正是「記憶政治學」一詞的意涵。也正因如此，事件本身是在六十年前（例如二次大戰）、九十年前（例如阿美尼亞的種族滅絕）、或甚至六百年前（例如一三八九年的科索沃戰役）發生，並不重要。過去的暴力衝突，可能成為現在的記憶之戰，中國和南韓、以至中國和日本的爭議，就是現成的例子。另一方面，記憶之戰也可能導致未來再起衝突。
過往的侵略者往往聲稱自己也是受害者，藉此削弱真正受害者的道德理據。故此，就德國人的記憶政治學而言，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三日德累斯頓大轟炸六十周年紀念，也許比一九四五年五月八日二次大戰結束六十周年更加重要。
盟軍大舉轟炸德累斯頓，導致至少三萬人喪生。極右團體替這次事件起了一個惡名遠播的名字：「德累斯頓的炸彈集中營」。幸好他們的宣傳攻勢完全失敗。雖然在個人層面而言，在德累斯頓和其他德國城市喪生的平民數以萬計，但以道德標準衡量，德國毫無疑問理應集體戰敗。
在德國政治光譜的左端，四五年五月八日是解放日這一立場始終未被質疑，但仍不時有人提出，是否有需要用強大武力來達致此結果。左翼和平主義者不時忽略這簡單的事實，他們的口號「不要戰爭！」只道出了一半真理，另一半是「不要姑息！」。四五年五月八日不是像一句德國俗語所謂「啟始一刻」（zero hour），而是有其背景的：一九三○年代，德國和歐洲各國並沒有防範納粹德國的興起。
還有另一個應該記取的教訓。蘇聯紅軍確曾立下功勞，使四五年五月八日成為解放日。但對於中歐和東歐的千百萬民眾而言，解放後不久即陷入史大林的高壓統治。
今年五月九日，莫斯科舉行盛大國際儀式，紀念二戰結束六十周年。波羅的海國家正跟俄羅斯展開記憶之戰。這令人驚覺到，德國負有特殊的歷史責任。一九三九年八月，德國和蘇俄簽訂互不侵犯條約（或所謂希特拉－史大林密約），在秘密附錄內將兩國的邊境小國，包括芬蘭、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波蘭和羅馬尼亞等國家，劃分為德俄兩國的勢力範圍。當然，以指控史大林的罪行來饒恕納粹暴行，是理智和道德上都不能接受的計謀。德國總理施羅德到莫斯科紅牆出席紀念儀式時，應緊記納粹德國對波羅的海國家造成的傷害。
今年五月八日，各國領袖和講者都會提醒我們切勿遺忘。他們會強調，忘記歷史的教訓，歷史必會重演。這當然千真萬確。但我個人更會記得祖母那一句「感謝上主，我們給打敗了！」感謝上主，也感謝所有為歐洲的解放勇敢犧牲的盟軍士兵。
MichaelMertes
蘋果日報 2005-0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