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提芬史匹堡辭去北京奧運藝術顧問，理由是中國未有竭力結束蘇丹達爾富爾的種族仇殺。就像去年李柱銘請美國藉奧運促使中國改善人權一樣，史匹堡馬上遭批評把運動政治化，有違奧運精神。二人是否借題發揮固然大可斟酌，然而讓我們先回到問題的根本：奧運真的是政治的絕緣體嗎？

奧運史就是政治史
根據喬治˙維加雷洛（Georges Vigarello）在《從古老的遊戲到體育表演：一個神話的誕生》的分析，奧運一向離不開政治。維加雷洛簡單回顧了奧運的歷史，我們也等於重溫了國際政治的排斥或抵制史：在 1920 年安特衛普奧運會、1924 年巴黎奧運會，以及 1948 年倫敦奧運會，德國都遭排斥在外；1920 至 1948 年的蘇聯 、1950 至 1980 年的中國，都沒有參加奧運──原來，參加與否，背後已充滿種種政治角力。

我更不禁想起，昔日「學習女排，振興中華」的口號充滿國族想像，今日北京矢志辦好奧運以展示「大國崛起」的姿態，更是明明可見。奧運有多政治化，中國官方比起天真的香港觀眾當然要清楚得多──話說起來，我們把奧運金牌得主李麗珊捧成「香港精神」的象徵，難道不也帶點政治化嗎？

古代競技：階級森嚴
體育運動與政治的糾結，可謂源遠流長。維加雷洛指出，法國古代競技重視社會階級的差異。有些活動只屬貴族，但反過來說，他們也嚴禁接觸某些活動。比如，法官、教士不能玩波姆球，因為這會顯得「不嚴肅」、「有損尊嚴」。1625 年，康布雷大主教撤銷了百多名牧師的職位，因為他們參與了競技遊戲，「敗壞風俗」云云。

除了強調社會階級的差異外，古代競技也充滿父權政治。貴族性別歧視的情況還不算太明顯，男女都可以玩三毛球、槌球、台球和狩獵，但在平民社會裏，男女不能參與同類競技活動。例如索爾球、波姆球和滾球被認為太挑逗，女生不宜，她們只允許玩三毛球——用球拍把球不斷傳來傳去。（看起來大概比較優雅吧？）

現代體育：政治表演
古代競技參與者往往是代表某個社會身份而戰的，這與現代體育剛好相反：後者讓參賽者暫時抹去其社會身份，人人平等參賽。但與其說體育活動趨向非政治化，倒不如說其發展恰好呼應了從貴族統治到民主社會的政治發展。
在媒體發達的年代裏，體育受到全球矚目，同時也不免成了宣傳的工具。

1972年，慕尼黑奧運會發生恐怖主義暗殺；「被踐踏協議綫路」大型馬拉松比賽也在同年舉辦，旨在推動印第安民族權益，選手須穿越美國所有印第安人保留區──這一年也是美國大選年，因而造成巨大回響。至於體育運動作為民族激情興奮劑的奇效，我們快將親身體會，在此不贅。

 
體育（包括奧運）的確不是沒有政治的烏托邦──別忘了，在柏拉圖的構想中，烏托邦恰恰是一種政治。

──原載2月25日《經濟日報》讀書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