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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象徵與政治假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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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象徵與政治假想/陳智德

讀林蔭《日落調景嶺》的同時,我不斷在想幾個問題,對於一本以真實地方歷史為經、虛構人物故事為緯的「歷史傳奇」或「社區故事」,有關歷史與故事、個人與集體、真實與虛構,可能都不是最關鍵,林蔭在本書的後記以及故事正文的敘述中,還不斷催使讓我去想,在有限的經驗下,我們應該怎樣記錄一個地方群體的本質,再編成具那本質的故事?一處社區在可見的建築以外,如何作為一種象徵物?歷史事件和細節都是重要的,人物的感情和經驗也重要,在文學觀念世界的角度看,地方或歷史本質化的人物,或以社群特質化成的人物故事觀念,重現社區的象徵意涵,才是連繫社區和人物的關鍵,敘述者的觀念化功力和意向,亦往往由此而見。

據林蔭《日落調景嶺》的後記而知,本書取材自作者在調景嶺清拆前的連串實地調查和訪談,再據相關史料,編成「通史式」的故事。小說由一九四九年的中國內地講起,昔日的國民政府以內戰失利而退守台灣,未幾新中國成立,就在廣州解放前夕,故事的主角、台灣籍國軍排長高弘和妻子趙愫在一名天主教修女的協助下,經深圳逃往香港,輾轉聚居於一片荒蕪的調景嶺,與大伙人胼手胝足地重新建造家園,寫到調景嶺中學的成立、五三年聖誕節的石硤尾大火和五六年的李鄭屋村騷動事件(亦稱右派暴動,相對於六七年的左派暴動而言),六一年的收地計劃及請願事件,一直寫到九五年的真正清拆,在差不多十六萬字的長篇裡,穿插高弘一家及鄰居白如露、獨眼龍等人的故事,在整體而言,全書的前半段,在處理人物的離亂和大時局中的個人問題,是全書最可觀之處,而在這歷史傳奇或地方故事的敘述當中,作者似乎想凸顯人物的悲歡離合,最終仍以中段不經意的政治諷喻,使本書閃露可流傳的光芒。

本書人物故事的重點,高弘一家的改變,從妻子趙愫對調景嶺以外的美好世界的想像開始,也涉及到市區工作重操故業的白如露。趙愫到市區找工作不遂,遇白如露,談及其間生活,趙愫返調景嶺後,在屋內望出窗外夜色,仍見滿山青天白日旗,但那理念和精神理想在實際生活問題下顯得脆弱。書中不少這類相關描述,都見作者寫景抒情,特別以景物襯托人物內心的筆法,在第三章對調景嶺生活細節的寫實裡,強調現實生活如何磨蝕理念與想像。
想像有時是美好,有時可能是一種神話,想像的破滅,有時是現實加以磨蝕,有時是洞悉真象之後的發現。在第六章「李鄭屋村大暴動」當中,寫一九五六年的李鄭屋村事件,高弘與獨眼龍參與聲援九龍城寨幫會對抗香港政府的計劃,卻在過程中得知城寨幫會的不純粹動機,由此敘述者也在側面提出他對政治想像或神話的批評。

第六章之後,小說也淡出了政治事件的相關描述,更集中地講述人物的離亂故事。在第七章「牛斌與白如露之死」中,故事的背景是一九六一年,調景嶺面臨香港政府收地清拆,居民抗議反抗不在話下,而故事重心在於凸出白如露的故事,特別是大時局中的個人不幸,再凸顯人們對個體不幸的無力。當中有一段寫居民到房署請願,向官員遞交抗議信,由當時的外籍房屋署署長莫里遜接見並與居民談話,透過翻譯,提出政府為改善居民的生活,實有需要收地以擴建公屋云云。這由上而下的改善意圖,當然並非居民意願,他們更重視社群的歷史和共性的維繫,對港府說出改善其生活的「好意」嗤之以鼻。小說在此插入白如露的故事,寫她一再被丈夫粗暴對待,以至強迫販賣色相;敘述者沒有明言,卻自然產生一種反襯效果,作者的意圖可能在於個人,卻在此反襯當中,使原本只作為背景的政治事件移到故事的前景,凸顯政治的暴力。

第七章的後半段,再寫房署署長莫里遜,帶同其他官員乘船到調景嶺視察,形成一幅耐人尋味的圖景:一群殖民地官員,包括外籍與華人官員環顧四週,想找一處沒掛旗的房屋拍攝照片,但不成功。調景嶺的旗對他們來說自是礙眼的「異物」,不能出現於寫實的照片中,他們試圖撇除它,也等於撇除它所象徵的精神理念、歷史與政治,想重新著眼於收地或「改善居民生活」的問題去──也等於矮化它的象徵意義,但最終發覺無法略去一切的「異物」。在現實的圖景上,根本不存在一處他們想像中沒掛旗的「清潔」的調景嶺,即撇除了理念、歷史與政治的所在,這情節已超越特定的調景嶺故事描述,指向兩種政治的抗衡、假想與無力,小說於此可說表達了全書最可堪咀嚼的政治諷喻。

莫里遜等人巡視後仍向居民述說既有的改善生活意向,而居民亦重申維持目前的意願,最後政府讓步,同意居民繼續保持現狀居住,甚至公佈居民「可無限期居留和使用該地」,調景嶺居民因而得以安居一段日子。公共的故事於此已結束,最後再交代白如露的問題,高弘到醫院探望已垂危的白。在這第七章,公共的抗爭出乎意料地成功,而個人的不幸卻無法逆轉,時代的悲哀仍揮之不去,小說最精彩的部份也於此結束。

小說繼續寫高弘的故事,他的妻子已失蹤,後來他所工作的學校收到神秘人巨額捐款,條件是指定須由高弘當校監。在第十章有高弘被送至新華社重遇內地戰友的故事,昔日的內地戰友已作了內地官員,最後調景嶺終於清拆,高弘留守至最後一分鐘,但他的心態與抗爭者不同,他本不太贊成對抗,留守只是為了等候久別的妻子回來,最後得悉妻子失蹤的真相。

寫調景嶺的故事,無論是一九五四年張一帆的《春到調景嶺》、五五年趙滋蕃的《半下流社會》以至八九十年代香港電影中偶然出現的場景,調景嶺都不是普通的社區,甚至不是單一的符號,而是具有更多揮之不去的公共政治、集體社群和個人離合的象徵,也許亦成了日後其他具理念象徵的社區的先例,對它──也就是對象徵物的拆除、矮化甚至論述上撇除公共政治、集體社群或個人離合的任何一方,到頭來都難免成為另一種政治假想的諷喻。像調景嶺一樣,根本不存在一處「清潔」的社區,旗幟化作社區象徵,文學終究是重現象徵的不二門徑。

(香港《信報》,2008年3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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