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匯事件後，有一種流行的看法，認為近年香港的中產階級風光不再，主要是由於政府和政客「損中(產)扶貧」，間接或直接地把矛頭指向低收入階層(特別是綜援戶和所謂的「低質素」新移民)。不過，這種帶點民粹主義味道的政治觀點，建基的恐怕是對中產階級的單一理解。但回顧歷史，我們至少可看到中產階級兩種不同 (甚至相反)的政治性格。
以20世紀初的歐洲為例，英年早逝的政治學者Gregory M. Luebbert在他的遺作Liberalism, Fascism, or Social Democracy-Social Classes and the Political Origins of Regimes in Interwar Europe (1991,OUP)一書指出，二次大戰期間歐洲的中產階級，基於不同的社會背景，在不同的國家採取了極不同的政治立場，例如在英、法、瑞士等自由主義力量較強的地方，中產階級能成功統合勞工階級，成為抵制法西斯和社會主義的力量；相反，在意大利、德國和西班牙的中產階級因分化而力量薄弱，最終因自身無力回應社會主義的挑戰而依附或支持法西斯政權。
著名英國社會史學者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在他的《極端的年代》也印證了法西斯政權確實獲得不少中產階級支持。從這段歷史看到，中產階級既可以是貫徹的自由主義者，但也可能會加入反自由民主的法西斯隊伍，既可以與低收入階層結盟，也可以極端排他排外。
在自由主義佔主導的香港，中產階級一般會被形容為理性、專業，自由經濟是他們的信念，政治干預(特別是低劣的)是他們的大敵。如果尊重事實是中產的理性和專業的具體表現，自由競爭是保障中產利益的支柱，那麼我們或可以推論，與二次大戰時期的英、法、瑞士接近，香港中產階級的真正敵人，其實並不是低收入人士，而是各種各樣非理性的民粹主義，以及來自上層(包括政府和大企業)的低效(以至浪費)的管治和反自由的壟斷。
經濟壟斷結構
首先，在香港過去十多年中，威脅自由經濟體系和自由經濟價值的，主要來自大企業的壟斷(當中包含了政府的經濟傾斜政策)，而非從未出現的最低工資。最明顯的例子是數碼港項目沒有公開招標、紅灣半島不經過自由市場競爭的由公轉私、中電和港燈的極高的保證利潤，以至政府近年的高度選擇性的賣地政策，這些明顯違反自由市場開放競爭原則的案例，涉及的金錢數額和對經濟以至政府財政的影響，顯然遠高於政府的「扶貧」開支；其所造成的對自由競爭的長遠影響──包括迫使中、小企業要支付更高的租金和電力成本(由於缺乏市場競爭)，從而整體削弱香港的競爭能力──也絕非微不足道。
其次，政府近年最主要的公共開支，仍然是教育(02/03年佔政府公共開支的21%)，綜援的支出則大約佔政府公共開支的6%，遠低於教育開支。6%的綜援支出似乎不至於明顯影響中產的福利，但龐大的教育開支卻直接與中產的利益息息相關。
不過，政府每年投放500多億的教育支出，似乎沒有令中產父母完全放心讓子女在學校學習，各種額外的教育投資，例如送子女往直資學校、到外國留學、補習、參與各式各樣的課外活動等等，着實佔去了中產家庭收入的另一大部分。如果政府的教育支出能產出高質量的教育成效，中產家庭的支出大概可以大幅降低，中產父母也不用過於憂慮子女的成長，這樣自然能夠減輕他們面對的物質和精神生活的壓力。
政府低效管治
因此，損害中產(同時也損害低收入階層)的，並不是政府增加了福利支出，也不是中產沒有享用政府資源(事實上近年政府的教育、基建、保安等支出約佔公共支出的四成)，而是政府的公共開支(包括福利和教育)未能有效地運用，達至令中產(和低收入階層)滿意的效果。
如果上述的分析是正確的話，改善香港中產階級生活的主要阻礙，恐怕是源自政府的低效管治和經濟的壟斷結構，而這些也是低收入階層所面對的共同問題。選擇民粹主義還是自由主義？香港的中產階級或可以史為鑑。
許寶強
明報
2005-05-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