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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翼共名與倫理覺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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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翼共名與倫理覺醒──朱石麟電影《一板之隔》、《水火之間》與《中秋月》/陳智德

一九四六年朱石麟從上海來港,開始了他在香港近二十年的電影生涯另一階段。早在一九五二年,朱石麟已在書信中回顧從四六至五二年的香港時期,他說:「在港從影六年,前三年還是糊裡糊塗地過生活,後三年才開始重頭學習,痛改前非。」他所言的「痛改前非」當然有著時代因素,從今日看來,朱石麟來港前三年的作品,包括《清宮秘史》,絕對不會因為後三年的作品而被否定,即使其早年上海的作品亦不會因香港時期的作品而被否定,兩段時期的作品根本不存在「前非」的問題,但至少可見當時朱石麟另闢蹊徑的決心和思想轉變。

朱石麟在信中還提到自己在五個月中拍了兩部戲,這兩部戲相信是指分別於一九五二年中及年底公映的《江湖兒女》和《一板之隔》。《一》以洋行職員陳有慶與小學教師陳強各自的困難分別指向資本主義社會和殖民地教育的問題,華小姐與一眾勞校子弟則象徵著祖國的形象,華小姐在生活和思想方面勸導二陳,更凸顯她作為左翼啟蒙者的角色。影片的結局是,左翼啟蒙者返回中國,小資產階級與知識份子仍留港,但留港者已因經受左翼啟蒙者的教化,變得不一樣。那香港的現實,是可以改變的,影片的態度,實在比《江湖兒女》的都市批判和提供返回中國為出路的說法,來得積極也更具左翼的理想主義色彩。

在《一板之隔》公映的一九五二年前後,對香港的左翼電影陣營而言也是轉折的一年。一九五二年一月,香港政府拘捕劉瓊等十人,列作不受歡迎人物驅逐出境,《一板之隔》本由劉瓊飾演陳強,但開拍十四天後,劉瓊與編劇齊聞韶和白沉三人已被拘。《江》和《一》安排角色返回中國的結局,成了一個有現實事件呼應的結局,但它還有更廣闊的背景,驅逐出境事件涉及一九四八至五二年間南來影人和左翼電影工作者在香港成立的讀書會和香港電影工作者學會的活動,而在一九四九年前後,戰後來港文化人已陸續北返,五十年代初亦有部份香港青年響應「建設祖國」的呼召而到中國去。

一九四六年隨朱石麟來港的岑範,在回憶中記述了離港前夕與朱石麟通宵話別的情形:「我在一九五一年離開香港,因為愛國要回去報效祖國,所以先生沒有留我,只在離別前夕長談通宵,朱先生從照片薄上撕下一張照片送我留念」,由以上背景再看《江》和《一》兩部電影末段角色北返中國的情節,相信不是純粹故事上的安排,也不僅是一種左翼或愛國理念的表達,特別在《一板之隔》中,朱石麟透過華小姐北返和二陳留港,打破「一板之隔」的障礙,實際上是從仍然留港者的角度,表達了對大批左翼影人回國的祝願和寄語,在故事本身的政治意識形態以外,具更遠大所指。

四五十年代之交是歷史轉折的時代,香港因地理和歷史原因,沒有直接參與內地國共內戰和政權交替的歷史舞台,卻由相對自由的文化環境,在不同時期成為不同政治意識形態人士的避難所,由此造就不同理念的兼容和衝擊。朱石麟際此時空當中,也作出了自己的選擇,然而朱石麟畢竟是從三十年代已拍攝出《慈母曲》、《新舊時代》等影片的具個人風格取向的導演,在他所言的「痛改前非」背後,實際上以個人的電影取向演繹他所選擇的左翼理念,透過強調和表現倫理的兩難和豐富面,特別在《中秋月》和《水火之間》兩部影片中,以人性在困境中的道德選擇,豐富也超越了左翼共名,尤其是某種教條或程式化的局限。

《中秋月》延續《清宮秘史》的倫理衝突主題,不同的是,朱石麟在習用的倫理劇上,加入左翼電影元素,表現倫理形式下的階級觀,也使用左翼電影常用的二分法和人物典型,如貧戶的倫理關係必然親密而富於情味,富戶的倫理必然冷漠而勢利,代表窮人的陳明生一家和代表富人的經理和債主房東,為階級對立的典型。朱石麟再以倫理元素作為中介物而突破二分的局限,主角之妹於此正作為一個中介人物,她既是富門中人,又因窮人出身及娘家之窮而受委屈;由此電影中的階級對立的悲劇性和壓迫性,仍以倫理劇的元素而凸顯。

《中秋月》的主線可說是一個反映「小白領」即小資產階級的軟弱及無法掙脫壓迫的故事,但朱石麟也在主角陳明生的故事以外,在中段加插住在木屋區的同事,陳想向他追債,未開口即發現其情況比他窮,期間同事更提出他們白領階級的辛酸,即在白領的外表整齊衣著之內,真實的生活完全不似外表。透過這段打破預期目光的描述,朱石麟有意打破簡化的階級觀,如貧窮或應受同情關懷的不一定是勞動人民;鏡頭透過陳明生尋訪同事的家,由街景走入貧民木屋區,其間出現的獅子山一角,凸顯那是一處香港地方和香港故事,由此也凸顯了那無法把階級問題簡化二分的香港性背景。

《中秋月》以送禮問題貫徹全片,強調那倫理習俗的封建和壓迫性一面,但影片到最後還是提出了倫理的超越性一面,陳明生以孝道的堅持,拒絕把僅餘的月餅送出,其妻最終至雜貨店勸陳明生把餅送至妹家而完成了妹的期望。最後主角在歸家的途上以僅餘的金錢在路邊攤買了一個餅,帶返家中給兒子,末段中秋月下街景,賣唱者的歌聲表現了一點淒清,沒有窮人反抗或團結一致的結局,而是主角孤身解決困境,明天另一困境可能又至,但他似會堅守下去。最後一幕以月光象徵倫理的超越價值,也是人性內在最重要的部份,影片最後映出的月亮與陳明生從路邊攤買回家的餅是一致的意象,它們共同地指向主角最後留下自我的尊嚴,那一點圓滿是他不輕易放棄、不輕易就範的部份,留下最小的部份不參與世俗規則的遊戲。

在普遍的倫理角度以外,朱石麟在《中秋月》等影片更以香港性的倫理超越左翼共名,《一板之隔》的結尾為四五十年代之交的北返主題加入留港者的改變作為主題變奏,改寫了共名的意義,即留港也可以是實踐理想的作為,香港的現實仍是可以改變的,留港不違共名的意向,反而以左翼共名發揮改造的力量。

《中秋月》在主角尋訪同事的家的途上映出獅子山一角,那路途一景及追債而不忍提出的情節,令人聯想起二十多年後的《獅子山下》電視劇,當然《中秋月》並非《獅子山下》般講普羅大眾同舟共濟的故事,卻多少由獅子山一角凸顯那反預期的香港故事,實在不是既有的左翼共名可以輕易涵蓋。朱石麟由《中秋月》等影片所講述的香港式倫理故事,即居住空間狹小而引發衝突、資本主義社會的壓迫及使人異化等背景下的倫理,可說是從香港的角度,使那複雜的、難以說清的倫理現實,呈現為一種容納又超越了時代共名的現實。

(按:本文為作者刪節本。全文見黃愛玲編《故園春夢──朱石麟的電影人生》,香港電影資料館,2008)

(《信報》,2008年3月20日)

補記:2007年7月中收到香港電影資料館的約稿,8至10月間往電影資料館看了多齣朱石麟電影,深為所動,最後選定三齣影片作評論,結合我一向關注的論題來寫。十二月中寫成,約七千字,另有討論《水火之間》部份,全文收錄於黃愛玲編《故園春夢──朱石麟的電影人生》,亦為配合香港國際電影節中的”大時代小故事──朱石麟電影世界”環節。
除了本文所論的三片,其他如朱石麟電影,特別《誤佳期》、《同命鴛鴦》、《故園春夢》、《清宮秘史》等尤其值得一看,稍後或將再論。(21-3-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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