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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園象徵與女性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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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園象徵與女性形象──《故園春夢》的文學意義/陳智德

 

 在電影節期間再看多齣朱石麟的電影,其香港時期作品,除了表現左翼理念的《一板之隔》和《水火之間》諸作,最矚目的可說是朱石麟晚年三部壓卷之作《雷雨》、《同命鴛鴦》和《故園春夢》,以更婉轉多義的想像延展他一直關注的倫理生命主題,特別在《故園春夢》中,細寫時代離亂中的個人生命價值,在其一貫的倫理關懷以外,更以詩情託物喻志,為其一生電影事業留下最富文學性的結局。

 《故園春夢》的文學性當然和取材不可分割:由夏衍編劇,改編自巴金的中篇小說《憩園》,但最關鍵的不是它是否來自一個文學故事,而是朱石麟本身亦作文學性的解讀和引申,再以電影語言推展想像,演繹文學意念之餘,亦透過兩種女性形象的對應和距離,從電影角度與文學原著作出互相呼應的對話。

 巴金的《憩園》以抗戰中後期的大後方成都為故事背景,透過一座大宅的變賣,串連新舊主人一家的故事。夏衍編寫劇本時把小說作出電影化的準備,如刪去第一身敘事者的角色,又改楊夢痴的小兒為女孩,以父女關係加強觀眾對楊夢痴的同情。電影保留上述劇本安排,再於相應場景加入更多時代背景的呈現,為人物的發展提出某種解釋,特別在楊夢痴的悲劇上。

小說和劇本都交代夢痴被當局當作罪犯關押勞役,最後病歿於牢房。電影則由昭華及其夫姚國棟乘車到市鎮途中,遇見楊夢痴在押解路上,電影透過佈景和鏡頭的安排,在軍車推進時,姚國棟夫婦剛巧躲在貼有大幅抗戰宣傳畫的牆邊,這時負責押解的士兵用槍柄把跌倒的楊夢痴活生生打死,夫婦無助地目睹夢痴死亡,他們身邊巨幅的「抗戰到底」宣傳畫,與楊夢痴的死成了強烈對照;兩夫婦在躲藏位置目睹死亡,更有如電影鏡頭重現觀看死亡的震撼和無力,朱石麟由此批評政治世界的暴力,也為原著故事中夢痴的潦倒悲劇,提出政治背景的解釋。

 由此理解,朱石麟的目光敏感、銳利之餘,也為本身一向關注的倫理主題提出時代因素的解說。《故園春夢》一再強調下一代的教育問題,對新一代的前景略感焦慮和悲觀,但更突出的是做成教育失敗的男性形象。朱石麟似對父權和男性形象更加失望,在影片中一再強調他們的軟弱和偽善,無論對潦倒的父親楊夢痴、依靠岳母資金發國難財又縱容頑劣兒子的父親姚國棟,抑或拒絕諒解父親、出賣家業的新青年楊和生,都有或多或少的貶抑;朱石麟在影片中一再以顯著的佈景和抗戰宣傳畫如「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等標語穿插故事的不同段落,強調時代背景,把人倫的悲劇與時代結合,即提出那不僅是人倫上、個別家庭的悲劇,而是一整個時代的問題,影片由此作出對小說故事的引申,也提出朱石麟的個人觀點:那軟弱、偽善和失義的父權社會,須為其間故園的陷落和一切的悲劇,負上最大責任。

    除了人物角色的象徵意義,電影對故園的象徵意義亦有所闡發,小說中的憩園代表著故鄉戰前原有的淳樸安寧,在故事起首即以寒兒潛返已變賣的憩園,採摘茶花,提出巴金對戰前安寧生活的寄意,更以下一代對故園的留戀對比出封建的陷落。《故園春夢》延續這主題之餘,把憩園所象徵的寧靜故鄉再擴展為中國文化原有的優雅,也對小說潛藏的政治寓意作出婉轉多義的引申,即以憩園的變賣、新舊家庭的倫理、下一代的教育和時代圖景,凸出憩園易手所象徵的抗戰、淪陷和權力更替;在新與舊之間,一方面批評憩園故主楊夢痴過去因生活放蕩敗盡家財,導致憩園易手,另方面卻透過寒兒對憩園的眷戀和對父親不離不棄的照顧,使觀眾對楊夢痴的潦倒和軟弱,也多了一份同情,而相對於以先進青年形象出現的兒子決絕地否定父親,電影對那否定反而更多批評。朱石麟顯然無意過多批判舊社會,為舊時代人物的軟弱給予解釋以至體諒,對一整代人的文化理想的陷落,感到痛惜多於批評。

 《故園春夢》的敘述觀點最後落在昭華和寒兒兩名女子身上,各來自居於憩園的新舊家庭,卻又同是該家庭中的異見者,昭華反對丈夫縱容兒子惡行,寒兒反對哥哥對父親無情,相對於軟弱、偽善和失義的父性形象、政治宣傳標語、戰爭、暴力,一種既包容又異質的女性形象,竟成了憩園的守護者,新與舊或勝利與敗落都不是關鍵,朱石麟重視的是包容和抗衡。《故園春夢》的女子作為兩個新舊家庭的異見者,也在若干程度上反映朱石麟對時代主流的異見,在新與舊、個人與政治、時代與家庭之間,提出更博大的思考。

 軟弱、偽善的父親、包容又異質的女性和故園的象徵,在角色本身的特性以外,也不時營造電影多組交互重疊的意象,特別在故園採花、破廟探視和市鎮暴力三幕。故園採花一幕中,昭華和寒兒兩名女子相遇,在故園固有的山茶花以外,兩種女性特質重疊也同時襯托出故園既有的優雅,代表新與舊的幾種理想形象在剎那間迸發能量,意象的組合、想像和感通代替了解說,是《故園春夢》初現文學性的所在。破廟探視一幕昭華在頹垣間瞥見寒兒對父親不離不棄的照顧,昭華的無聲,正以鏡頭默示「新」對「舊」的理解和距離,在頹垣內外的靜觀和關顧之間,表達了一種既感傷又了悟卻難以接近的同情,作無法言喻的詩化抒情,再而深化電影的文學想像。

 在夏衍的劇本中,片名仍據小說名為《憩園》,夏衍在後記表示影片改題為《故園春夢》並非他的原意,而是「可能也是為了適應香港這個特定環境」。《故園春夢》相信是朱石麟的題名,現在想來,「香港這個特定環境」不一定非改換片名不可,倒是改為《故園春夢》後,更有從香港回望昔日時代和文化之感,朱石麟正在夏衍編劇的基礎上,以重新的理解和距離,與巴金的《憩園》作文學性對話,在六十年代的香港再思新舊時代、文化和人事幻變的意義。

 

(香港《信報》,2008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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