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母親節前夕，各大媒體都會不厭其煩地呈獻最刻板的母親形象，在我們的耳邊反覆頌唱〈世上只有媽媽好〉。沒錯，當港聞版的倫常悲劇越來越多，我們反而更加渴慕好母親的榜樣：肥肥獨力養大欣宜，至今受到各方稱頌──有時候我甚至不禁懷疑，她在大眾的眼中首先是母親，然後才是藝員。在一直敲鑿真實或縱情想像的文學領域裡，我們可以看到不一樣的母親嗎？

詩的兩個母親
常有人把寫作的過程比喻為懷胎，弔詭的是，說這話的也包括不少男性作家，彷彿只有母子的親密關係才足以用作類比。倘若作者是作品的母親，那麼我們是不是可以反過來說，作者自己也不過是母親的作品？娜塔莉‧考夫曼(Nathalie Kaufmann)的《母親，我的千思百慮：16位大詩人和他們的母親》告訴我們，母親的影子總是或淡或濃地覆蓋著大詩人的作品，或生命。

魏爾倫(Paul Verlaine)是長子也是獨子，然而母親早懷過三胎了，她把夭折的胎兒放在一個個盛滿酒精的玻璃瓶裡。不難想像，魏爾倫自小便受到父母溺愛──比方說，他曾把父親的高筒圓帽割開，並把碎片形容為「一片梨，一片土豆，一片胡蘿蔔」，父母毫不介意，只覺有趣。長大後，魏爾倫經常酗酒發狂，曾以刀指嚇母親：「你不會活著出走這幢房子。」那些盛載了夭折胎兒的玻璃瓶都給他通通摔破了，考夫曼說：這也許是出於愛的妒忌。

不管魏爾倫如何犯事入獄，虐打母親，她仍舊默默守著。最後，她為了替他找尋一種特殊煙草而冒雪上街，在77歲病死。作為不孝的大詩人，魏爾倫以幾首詩報答了母親。

當然，詩人的母親不全是如此包容，而她們跟兒子的創作往往有更微妙的關係。早在荷爾德林(Friedrich Holderlin)出生前，母親便已決定了：他要當牧師。她是個虔誠的信徒，竟在丈夫死後將其珍貴藏書通通丟掉，除了宗教書籍。荷爾德林為了迎合母親，逼自己在神學院獃了幾年，有時寄信向母親抱怨一下，卻又馬上後悔失言。如此反反覆覆，他最終還是決定當個詩人，遂與母親展開漫長的拉鋸戰，這多少造成了他的抑鬱症。有人說，他的抒情詩就是源自這個悲劇。

波德萊爾(Charles Baudelaire)的父親同樣早逝，母親希望他科科第一，他也想讓母親滿意，好好當個律師或軍人，結果卻因紀律問題而給學校趕出來。後來，波德萊爾當了詩人，向母親致以最深的愛意：「我想念你，至少你是一本永恆的書。」母親並不欣賞。他寫出了受到後世頌揚的巨著《惡之華》後，法庭以「侮辱公共道德」的罪名檢控他，母親責備他寫了一本「可詛咒的書」。至於波德萊爾自己，卻小心翼翼地提醒母親：書中的一些詩作來自我們的回憶。

如果不嫌穿鑿的話，我們甚至可以懷疑，《惡之華》的憂鬱情調與母親在他兒時改嫁隱隱相關。直至40歲時，波德萊爾仍對這事念念不忘，在信裡譴責母親：「每分鐘都向我指出，我對生活再也沒有興趣。在我年輕時，你作出了極其不慎的行為。」

母愛DNA的異變：佔有與嫉妒
根據香港法律，18歲便是成年人了，但母親總有她自己的法則──孩子再大也還是孩子，非管不可。荷爾德林為兒子決定前路，固然是出於母愛，我卻不禁想起一句老話：愛就是佔有。

愛情總是排他，剛萌芽的母愛更是完美的排他，那就像米蘭‧昆德拉的小說《生活在他方》對詩人雅羅的母親首次哺乳的描述：「這種感覺與愛情相似，但卻遠遠超過了情人的撫摸，它帶來了極大的寧靜和極大的幸福的寧靜。她過去從沒有體驗過這種感覺；當情人親吻她的胸脯時，那只是短暫地彌合了長時間的懷疑和不信任；但是現在她知道，有一張嘴在無限忠誠地依戀著她的胸脯，對這種忠誠她可以完全信賴。」

但孩子成長，就開始逃離母親了。難怪當兒子在臨終前回到雅曼的身邊並說最愛的是母親，她會「透過一大滴幸福的眼淚看見了這個世界」了。昆德拉甚至把兒子的死亡描述成母親的佳音：「是的，一切都很完好。阿瑟在那裡，他不會跑掉。阿瑟永遠不會再逃走。一切都很完好。」

張愛玲的小說〈金鎖記〉提醒我們，佔有與嫉妒往往是雙生兒。曹七巧大半生都過得不如意，便蓄心積慮地讓女兒重蹈覆轍：那年頭，再沒有誰纏小腳了，她硬是要把女兒的腳纏成笑話。她自己抽鴉片，便讓患了痢疾的女兒以抽鴉片來代替服藥；旁人勸止，她一口拒絕：「怕什麼！」她自己嫁得不好，就刻意挑剔女兒的對象，甚至警告對方：女兒抽鴉片十年了，戒不掉──她還「輕描淡寫的把那幾句話重複了一遍」呢。她對兒子倒是驕寵，只是把媳婦逼死了一個又一個──對於不如意的曹七巧來說，這也許便算是喜劇了──一個人的喜劇。

像曹七巧那樣驚心動魄的母親往往只出現在小說裡，散文的世界倒是顯得一片詳和：冰心、琦君、三毛……這是因為小說就是虛構，抑或因為散文缺少「虛構」這個安全標籤，以致無法直面殘酷的現實？我想，兩者可以並存。

母親，還有別的嗎
龍應台在十多年前寫了《孩子你慢慢來》，全書都以「媽媽」來稱呼自己──是的，不是「我」，而是「媽媽」。母親的身份彷彿總是優先的，哪怕像龍應台這樣的知識分子。

龍應台在〈野心〉裡描述了一個荒誕的情景：「媽媽」不住向久別重逢的朋友亂扯大計﹝好好研究最新的西方文學理論、到西藏陝北東北上海北京蒙古旅行、為歐洲各國製作紀錄片……﹞，孩子卻不住搗蛋，令對話頻頻中斷。終於，朋友用很溫情的聲音說：「做了媽媽以後都不能實現了？」

面對個人與母親的掙扎，龍應台問了一個不怎麼政治正確的問題：「女性主義者，如果你不曾體驗過生養的喜悅和痛苦，你究竟能告訴我些什麼呢？」不，她不是說女性的全部生命就是當個母親，而是說平衡母親與其他身份是多艱難而有意思。

多年後，孩子安安長大為安德烈了，龍應台為了跟他好好溝通，便與他在報上通信，最後結集為《親愛的安德烈》。那真是火花四濺、旗鼓相當的對話啊──不，我說的不只是他們對國族、階級、藝術等大問題都有深入的討論，更重要的是他們那種近乎平等的相處態度：安德烈會說母親提出的某些問題「落後」，又會直接問她：你怎麼面對自己的「老」？作為開明的知識分子，龍應台總是心平氣和地跟安德烈討論、竭力了解他的想法，但當他說他們這些歐洲青年人的生活就是「性、藥、搖滾樂」，她便嚇得急寄電郵：「請你告訴我，你信中所說『性、藥、搖滾樂』是現實描述還是抽象隱喻？盡速回信。MM」郵件名稱就叫 “urgent”。這一刻，她是個心急如焚的母親，不是其他。

不完美的孩子，不完美的母親
香港有好多規規矩矩的乖小孩，卻沒有多少個聰慧得尖銳的安德烈──畢竟像龍應台一樣的母親實在太少了。但反過來說，我們像母親一樣不完美，這何嘗不是相親互諒的契機？曹七巧的「母親」張愛玲說：生在這世上，沒有一樣感情不是千瘡百孔的。走筆至此，啊，我也是時候打電話到餐店訂座了。

──原載5月5日《經濟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