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練乙錚
九七過渡安排之一，是全體公務員基本上留任，特別包括當時已被西方傳媒譽為「香港良心」的布政司陳方安生。中央不可能對港英留下來的公務員不懷戒心；如此寬容的安排，足見其對平穩過渡之期望殷切。
陳與中央關係的轉捩點，我認為是九九年底「法輪功」事件。澳門回歸大典之日，江澤民在澳門遇上法輪功示威，澳門政府採取強硬手段及時阻止；其後江在澳門公開講話，強調「特區政府有責任捍衞國家安全」。當時陳方安生仍是政務司司長，接受傳媒訪問時表示，法輪功在香港既是合法組織，其一切活動，如不違反香港法律，都在許可之列。這就構成陳的「死罪」。
法治與法輪
須知當今之世，有膽公開罵中共的，唯獨李登輝和法輪功；就算強悍如美國總統布殊，也因為要反恐和對付北韓核武化，對北京必恭必敬；其他想和中國多做點生意的歐盟諸國，就更不用說。故中共視法輪功如眼中釘，是自然不過。再者，中共要抵擋人民當中的民主自由思潮，還比較容易，把一些活躍分子關起來、趕出去，就大致上解決了，因為民主自由都是西方概念，在中國人心中並沒有很多自然土壤；但法輪功不同，合宗教意識、精神修煉和養生之道於一爐，所用語言和行事方式，完全是中國傳統俗文化裏頭根深蒂固的東西，所以在中國民間的影響力很大，而且不僅僅限於知識水平較低的階層。
更嚴重的是，法輪功包圍中南海一役，顯示出強大的組織力和戰鬥性，挑戰了中國共產黨的無上權威及其對所有信仰和組織的絕對壟斷；太歲頭上動土，這才是最不可容忍的。北京對香港法治的理解和尊重有個限度，法輪功既觸動到其統治根基而香港特區政府竟對之無動於衷，它於是不可能再讓陳方安生掌握實權。況且，陳既在如此大政治問題上與中央不一致，不及早削弱她及她的同情者在政府內的實力，如何可以在第二屆特區政府治下順利通過「廿三條」立法，以及應付對中央來說更棘手的政改問題呢？
中央不會簡單認為陳方安生問題是個人問題。港英時代的傳統，布政司是公務員之首，其他所有司級官員，都是其下屬。布政司對最高級公務員的升遷決定有幾乎絕對的影響力，港督除非有強烈不同意見，否則會接受布政司的意見。可是，《基本法》明說，行政長官是特區政府的最高統領。
自從接近權力中心的商、政人士中傳出董、陳不咬弦、公務員消極抵制特首之說後，「公務員到底由誰統領」這個問題的出現，無可避免。當時，我也從我的左派朋友圈子中得知這個問題對他們也是如芒刺在背；他們認為，這個問題不解決好，北京委任的行政長官永遠不能如意稱心地管治香港。
這種想法，我估計是和中央的心意一脈相承的。一次重大的權力轉移、角色調整正在醞釀中；陳如果不接受這個轉變，下堂求去，即使出現一時震盪，中央也在所不惜了。事情的發展的確如此。
時不我與 蔭權讓權
在○二年春天一位銀行界朋友家中的飯局上，我剛巧與曾蔭權並坐；當時他已繼任政務司司長之職。席間他問大家對「問責制」設計有何看法，我對他說，從中央的觀點看，重要的是解決政務司司長的權限和角式、特別是誰是公務員之首這個問題，至於官員問責，其實次要。他聽了，似乎覺得很困惑，低頭沉思片刻，然後說：「Yes, that's an important point.」幾個月後，他果然要把統領公務員的大權拱手讓出。
跟着，我要分析問責制廢了「宰相」，帶來一些什麽不利管治的後果。
我用「宰相」一辭，並非一般兒戲。特區行政長官受命於「天」，與當時政務司司長的關係，正和中國古代的皇帝和宰相之間的關係一樣。中國古代的宰相，論權力，可達現代議會制國家的首相；論身份，則接近這些國家裏的「公務員之首」。在加拿大，聯邦首相內閣秘書是一位公務員，而且就是聯邦政府公務員之首；在英國傳統裏，財政部常任秘書就是英國國家公務員之首，惟其權力和影響只及內政，因為英國的外交部有自己獨立的公務員系統。這兩個國家裏的高級公務員，在政策制定過程中的戲份比較重，常常對政策給出有分量意見並負責政策協調；有這種戲份，傳統中的「公務員之首」這個名銜就有其實質份量而非可有可無。
在中國，漢朝時已有清楚的君權與相權劃分，亦即是王室權與政府權的劃分；宰相就是政府領袖，權力可以很大，更當有「虛君」的實況出現時，宰相可以決定政策大方向，皇帝點頭，便可拍板推行，地位超越上述西方國家的公務員之首而庶幾兼具首相的職權。
唐初有「貞觀之治」，相權登峰造極，傳為千秋佳話。此後君權逐步加強，不少皇帝把大權交給宰相之後又時常動腦筋去削他的權，效果通常不好。（詳見余英時著《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一書第四章「『君尊臣卑』下的君權與相權」。）毛澤東得天下，君權與相權的關係，即表現為黨與政府、黨主席與國務院總理之間的關係，故君權自漢以來逐步加強之勢至今不改。港英時代的布政司，地位相當於中國古代的宰相。「問責制」廢掉的，就是這個意義上的宰相或政務司司長。九七回歸，香港內部的政治又怎能自外於兩千年的中國歷史大趨勢？
「宰相」的現實意義
中國古代宰相之重要性，可從三方面來看。
其一，是制衡君權。從體制歷史看，正正是因為明太袓因小事殺了宰相胡維庸，更破天荒索性一舉永久廢去宰相之位，中國便朝着君主專制壞方向加速發展，到清朝登峰造極。
其二，是補皇帝能力之不足。古代帝王得天下，除傳說中的禪讓外，主要是靠世襲、宮廷政變、武力奪權，他們大都沒有很多管治經驗，所以需要一位學識和行政歷練都豐富的宰相統理大小政事。朱元璋有點例外，他出身寒微，卻在從草根上升到皇帝的過程中累積了比較完整的領導經驗，加上精力過人，而且才四十歲便成就了開國大業，因此雖然廢了宰相，集王權與政府權於一身，大致上還可以應付得來，但後來大部分的明朝皇帝能力遠不如他，結果晚明成為中國歷史上政治最黑暗的時代之一。
其三，是以其識見和能力替皇帝服眾。中國傳統官僚，都是科舉出身的讀書人而兼有長年的行政經驗，不容易看得起靠武裝奪權、篡位或者世襲得天下的皇帝，如果皇帝能夠委任他們當中出類拔萃德才兼備者去統領政府，負起大部分實質權力，則一眾官僚容易歸心，有利施政。
讀者想一想便知道，這三點，就算是在九七後的香港特別行政區，也有具體而深刻的意義。黃宗羲《明夷待訪錄》有云：「有明無善治，自高皇帝罷丞相始也。」歷史殷鑒不遠，且自有其因果律。
謀府生涯六載事與思．十七之九 ． 待續
《信報財經新聞》
2005-6-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