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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來來寫賈樟柯]:賈樟柯,在工作之後喝酒之前(五)

按:獨立媒體在賈樟柯回顧展期間有幸得到專訪賈樟柯的機會,本文為當日訪問的原汁原味文字記錄。因為編幅稍長,文稿以分期連載。讀者慢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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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謝曉虹、鄧小樺、周思中
整理:鄧小樺

遲鈍的知識份子.被昇華的女性

「另外還有一種反思,就是對現代化問題的反思。我在上海的時候,做過一個學生場,是朱學勤指導的,他來主持。因為他是歷史學者,就從一個歷史的角度來看,他就覺得20年代的時候,中國進入現代化,也是有外國資本侵入中國,然後中國發展,然後很多普通人的生活受到影響。那個時候藝術家反應非常敏感,很快有一大堆文學、電影出來,像葉聖陶的小說、夏衍的劇本;但他說最新的現代化進程起動以後,很多年來基本上沒有什麼作品去問這個現代化本身。現在中國正在發生的一個最重要的變化就是經濟運動,這個運動的目的就是現代化,很少有作品去直接涉及這個題目。他看了《世界》之後,就覺得是知識份子一個遲來的表現。

他是這樣去認識,這倒不是說對我的一個肯定這麼簡單,而是突然讓我們會反思,這個現代化到來的時候,傷害了很多人,為什麼知識份子反應會慢,這裡面會不會有其他的原因。這些題目出現了,我覺得這是蠻有意思的。」

問:大概是敏於對問題的思考,賈樟柯熱切地為我們覆述座談會提到的其他問題,例如女性的角色。

「女性角色也是朱學勤提給我的一個問題,就是為什麼面對現代化的時候,中國作家都偏向於以女性角色來面對,會有女性世界的描寫。我也在想這個問題,因為我在《世界》裡也是在偏向女性世界的描寫。他就覺得是不是一個歷史的問題幾十年還沒有解決,所以藝術家一面對這個問題就跳到女性世界裡面。他說得很有趣,就是在這樣一個轉型時期裡面,傳統道德在崩潰、轉換,導演在面對這樣一個過程的時候,往往把女性角色設計得比男性角色更有堅持,是不是有一種理想化的角色在女性身上?這是一個特別讓我反省的問題。並不是說這樣做不對,而是說,為什麼?要找到一個答案。」

人的病/體制的病

問:您電影裡的男性其實也有掙扎,像太生一面在作犯罪活動,一面跟過去還沒有脫離,因此電影所描寫的,是更為複雜的面對現代化的人的態度。

「對,男性和女性其實都有這個問題,像朱教授好像就覺得女性比較果斷一些,更有行動力,更有主動的判斷在裡面,而男性比較隨波逐流。他連繫了一些過往的文學作品。」

問:作為賈氏的男性角色,太生的形象似乎是少有地負面的,尤其短版剪掉了一些他四處尋找小桃的鏡頭,更令他看來像個單純的色鬼。而青年學者張歷君在私下閒談時,則堅持太生所需索的並非性的滿足,而是言語與意義。那麼太生的角色其實是怎麼設計的?

「我覺得太生是有慾望的人,他跟女人的關係,其實並不單單是性的關係。我覺得他好像是因為處在一個邊緣的位置,他好像在學人家的生活方法,並不是因為寂寞,也不是因為性,可能他想嘗試有兩個女人、或者有別的女人,我自己寫的時候是按這個想法來寫。所以他真的進入到廖姐家的時候,我就想寫他好像進入到一個舞廳、電影院一樣,對他自己而言,好像要有一個見識新東西的旅程,甚至有虛榮的成份在裡面。所以我安排他進去的時候她們在跳舞,從跳舞開始進入他跟阿群的故事裡面。

我覺得這個形象是挺複雜的,比如說我在酒吧裡聽見人家聊天,在聊『玩一夜情』,一夜情也是情嘛,但他會加一個『玩』字。太生也有在『玩』的成分,他不是為了利益,阿群能夠改變他的命運嗎,肯定不能,他們有感情嗎,你說有也有,你說沒有也沒有。他只是想,『它是很多人人生裡的一部分,為什麼我沒有』。

因為社會不公平,而造成這一種很奇怪的心理,以前我們把它叫做「負債心理」,這是大陸很嚴重的一種心理現象。比如說我可以把這個公共電話弄壞,因為我覺得這個國家欠我很多;比如說我面對一個女人的時候,會想為什麼其他人可以有這麼多女朋友,為什麼我沒有,是一種負債情結,索債心理。這就是體制的病。」

後記

訪問途中,賈樟柯用手指敲著煙包。藝術中心是禁煙的。四月他來香港的時候,兩個小時不能抽煙就「快憋死了」。周見狀便道,今晚喝酒的時候你可以慢慢抽。我們喝酒的地方是中環牛記,旁邊是廢置的荷李活道警察宿舍。賈樟柯聞言,突然從椅子裡坐起來道:那宿舍沒人嗎?在法國就有一個規矩,藝術家可以衝進去,把它變成自己的studio、住所,法律會保護你。

我總是傾向於相信:如果賈樟柯不是太累,一定會發揮「大混混」的風範,帶領我們衝進去佔領荷李活道警察宿舍。不過作為補償,他給我們講了很多關於打架的經歷:像在阿根廷的時候,因為機場人員不相信他們是受到國賓禮遇而留難他們(飛機又快飛了),製片周強猛地跳進去櫃位去和那人打起來,賈樟柯連忙放下行李,過去幫忙打架。又有很久以前的一次,坐長途公共汽車的時候,余力為打破了別人的杯子,人家要找麻煩,賈樟柯也嘩啦嘩啦地要開打,余力為卻在後面抱住他,氣得他要命——趙濤則衝在最前面與人動手(她動作如貓兒抓臉):「他們不敢打我的呀」,言下之意是「不打白不打」。這種傳奇事蹟是家常便飯,因為他們拍戲的地方都是中國最亂的地區——他們常要打電話給趙濤:「趙濤,你留在房間裡別出來!拍門的話若不是我們的聲音別開門!」一付要幹大事的架勢。這些情懷,大概可以在《刺青時代》裡一一呈現吧。手舞足蹈的賈樟柯說著說著,微微低迴起來:「小余一頭長髮,在後面抱著我。想到這些就覺得自己老了。」我笑著不及跟趙濤解釋我們的詫異,陳冠希與人打架要上頭條,我們是生活在這樣一個香港裡。

賈樟柯與趙濤跟我們說的不止這些,我們沒有跟賈樟柯說的也不止這些——我們一直很想問他,如果他要拍香港,他會拍什麼,怎麼拍。(周很快就半醉。謝也一樣。我則不斷問無聊問題。)我們只知道,第二天賈樟柯要自己去買書和唱片,特地問到《蘇絲黃的世界》、《紅線女》的唱片等等在哪裡找。看來他很快會再出發,不過他說在那之前還要先休息一陣——尤其因為《刺青時代》的劇本在法國遺失了。

賈樟柯,在工作之後喝酒之前(一)(二)(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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