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討伐中宣部》一文而馳名中外的北京大學新聞學院副教授焦國標先生，最近應二十一世紀中國基金會的邀請前往美國，十一月五日在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三一學院（TrinityCollege)舉行的“資訊時代的族群關係”研討會上發表演講。這個主題研討會也是該基金會舉辦的第四屆“族群青年研習營”（注），來自兩岸三地及北美等地的四十餘位中國問題專家、新聞工作者和網路技術專家，共聚一堂，焦國標的言論受到了與會者的熱烈歡迎。此文根據他的演講錄音整理，略有刪節。）
首先，感謝二十一世紀中國基金會在很短的時間裏決定讓我參加這個會議。我講的標題是“我為什麼要寫《討伐中宣部》”，主要談寫了以後遭遇的一些約束，我是怎麼樣衝破的？我想說一下這個過程。 (博××訊 b-o-x-u-n.com)
一九八三年我開始接觸新聞，八九年研究生畢業想做記者，當時給新華社的社長穆青寫過信，他是我們河南杞縣的老鄉，他居然還推薦我去新華社河南分社實習，九三年我考到人民大學新聞學院讀博士，三年後去中國文化報作記者、編輯，後來又到北京大學教了三年新聞學的課。十幾年來一直接觸新聞教育、新聞業，相對于一般的記者或新聞學教師稍寬泛些，對中西新聞學理論有更多的體會，這樣，對宣傳部系統，省委宣傳部、市委宣傳部對新聞業的控制，有特別多的一種抵觸。去年年底搞了一個新聞輿論監督研討會，會上大家都在抱怨中宣部、各地省委宣傳部等統轄得太死，觸發了我的靈感，我在會上作了五分鐘的發言，題目叫“拯救中宣部”，這實際上是後來文章所有內容的核心部份。會議結束後我開始寫這篇文章，寫了四個月，今年三月完稿。
網上發表《開放》雜誌首先轉載
《討伐中宣部》寫完後，最初發給一些朋友看，有一個最近做了很多事的朋友——浦志強，他給我放到王力雄的網上了，以後他給我打電話，說我把你的文章給放到網上去了，擔心引起什麼結果。我說沒有關係，既然寫出來了，而且你放到網上去了，不可挽回了。到第二天、第三天，因為最初並沒有作者署名，我的一些朋友就把文章轉給我，說是一篇好文章轉給我看，當時挺興奮。
文章在網路上傳開以後，估計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香港的媒體如《開放》和《亞洲週刊》發表了壓縮或截短的文稿，同時一些國外的廣播電臺如美國之音、 BBC、法國國際電臺、德國之聲都陸續在報導，緊跟著一些外國媒體，特別是《紐約時報》也作了一個報導，我看到一些北歐國家的媒體也用地方語言也作了報導，而且用的是《紐約時報》上的照片。在很短的時間內，有好幾十家媒體說這個事，有的是摘譯這篇文章。前不久一個北京外國語大學的學生告訴我說，這篇文章已經被翻譯成了二十二種語言。
如何爭取我的言論權利
這篇文章在香港的紙媒體上發表以後，學校挺緊張。校長、主管教學和意識形態的副校長，還有我們的院長都來找我談話。希望我不要見外國記者。在大陸，我們知道，那些很知名的人士在單位提出不見外國記者的時候，他們一般是遵從的。我最初五至十天也決定不見，後來我覺得不對。所在單位的領導約束我不見外國記者、西方記者，我頭腦裏找了好多理由，比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沒有這一項義務——不能見外國記者，我們大學的學校教師行為準則裏面也沒有說不能見外國記者，而且外國記者是外交部把他們請到中國來的，他就有權利在中國境內採訪，中國公民當然也可以接受他們的採訪。我想清楚了這樣的道理，而且我覺得這是憲法賦予的權利，後來我突破了這個給自己設置的樊籬，有外國記者打電話來想採訪，我說行啊，什麼時候見都可以。
大概到七月份的時候，日本的一個出版社要出我的一本書，題目就叫《討伐中宣部》，收了我的這篇文章和其他與中國新聞業有關的文章，做一個集子翻譯成日文出版。譯者是一個共同社的老記者，也駐過香港和大陸，他的夫人是美國之音的記者，是我們的一個中國同胞。從那篇文章在網路傳開到七月份有三、四個月時間，我沒有寫東西，這時候它結集出版，想找我寫個序言，我說可以，題目就叫《後討伐中宣部時代》。
本來這篇文章我沒打算發表，因為那時候還是有點拘束、收攏的感覺。當時有個《南華早報》的記者，是個老大姐，她說聽說我寫了一篇文章，我就發給了她。她就把這篇文章發給了《亞洲週刊》的總編，讓他看一下，如果可以發的話，再徵求一下我的意見。結果香港那邊也沒有徵求我的意見就發表了。我特別吃驚，有點猝不及防，我怕學校知道簡直不得了，再一再二了。……既然發表了，我也沒辦法，只能等挨著看怎麼著吧。
這篇文章發表的時候是八月份，八月底的時候，我帶學生在北京郊區的延慶縣軍訓。我在那兒軍訓的時候，院長給我打電話讓我回來我覺得挺緊張，非常緊張，甚至想死的念頭都有。我想起了免除恐懼的自由，那時如果不恐懼我會感到挺幸福，那個時候確實挺恐懼的。第二天學校花了六百塊錢打計程車把我從那接了回來。回來後，我們的院長、副院長、書記、副書記找我開會，院裏的頭都在。會議的兩點中心意思是：一、別寫時政類——時評或重大題材類的文章；二、還是不見外國記者。當天，也就八月二十六日讓我再寫一篇保證書——形諸文字，將來如果我言而無信翻了供，有文字作證明。
第二天二十七日，我的確寫了一個東西，但是我把邏輯的範圍縮小了，不寫時政——我說再也不寫與中宣部過不去的文章，中宣部哪怕再撐個十年八年五年或三天五天，或像秦始皇那樣希望他的子孫千世萬世而為君，都與貧道無關。第二是我也不見外國記者了，但是我必須說明的是外國記者在我眼裏對中國是有功的。我說了兩件事，二○○三年薩斯是《時代週刊》報的，一九四三年正好一個甲子六十年前河南大災荒餓死一百多萬人，另有一百萬人流亡，也是《時代週刊》的記者中文名字叫白修德最初報導的，最後挽救了這場災難。外國記者對中國是有恩德的，他們不是麻煩製造者。
預言中宣部的壽命還有六、七、八年
在那篇小短文裏，我又提到根據我六、七年寫言論的經歷，我感覺一個社會的重大問題或一個大的腫瘤，在人們議論它的時候，五、六年內要著手割除掉，小一點的一兩年，甚至更短的幾個月，像孫志剛案。我相信中宣部自我提出之日起六年七年八年內它會被解除——或者大改組、或者機構被取消。最後一句話我說的是願我們各自保平安！
在這篇文裏我還提了為什麼要寫這類文章，我解剖了一下，我覺得自己很仁慈，看到中國老百姓這麼苦，還不讓報導他的災難，我受不了。甚至高攀一點可以說是一種慈悲。我沒有立場，也沒有什麼政見，只有是非感。如果說有什麼自私的目的話，我想得兩個獎，第一個獎是美國的普利策新聞獎，第二個獎是諾貝爾和平獎。我想得這兩個獎把校領導有點嚇住了。
這個東西二十七日我交給他們。到九月二日，院長給我打電話，說：“你的課，上面說要停。”他可能覺得我流露出來的想法，使他們覺得我可能要不停地做下去，不然的話得不了普利策新聞獎和諾貝爾和平獎。這可能把他們嚇著了，直接導致九月二日停課。九月十七日的時候另一院長通知我說，指導研究生的教師名冊裏也沒有我的名字了。其實就是指導研究生的資格也被取締了。
停課那天，我還想停就停吧，但九月十七日那天對我打擊挺大，我騎著自行車繞著未名湖，我正好到北大三年，我是二○○一年九月初來北大任教的，心想與北大就三年緣分，感到很難過。但過了兩三天后我又想明白了，如果北大停了我的課，或者以後開除我的公職，我還可以想別的辦法，可以去非政府組織找個什麼事做，或者做個寫作者自己養活自己，再不濟就回家去種地養活我媽。想了一想，覺得路還很多嘛，就這樣把灰暗期轉過去了。
實際上在我對媒體說之前，中宣部就已經對外說北大已停了焦國標的課，聽說是副部長開了一個小範圍的挺高規格的會。香港《成報》就報導了我停課的消息，自由亞洲電臺的記者給我打電話印證，我說我沒對別人說過這事，他說《成報》已經報導了，我說是被停課了。
中國必須有兩個解放才有力量
這時我腦子裏還是在考慮，要不要見外國記者？要不要寫文章？我想來想去，寫文章和見外國記者，都是憲法保護的權利。於是我的頭腦裏產生了一個新的思想火花：我覺得中國社會必須有兩個解放，一個中國出版業從中宣部的掌控中解放出來，另一個是每一個中國人從他所在的各自單位的黨政領導下解放出來。理由是：我批評中宣部，結果學校停我的課，新聞學院停我的課，我覺得中間沒有因果關係，如果我的教學有問題，是學院管的範圍，學院可以停我的課。我批評中宣部是憲法管的範圍，批評中宣部的權利是憲法的權利，不是我的院長或書記所能給予或剝奪的。但是在中國就是這麼貫徹的。包括揭批法輪功，也是因為具體的單位的領導找人談話 ....... 結果把空間擠得越來越小，實際上這是一個信仰問題，而信仰問題屬於憲法範圍，不在一個村支書或街道辦事處的權力範圍之內。所以我說還有一個解放是每一個中國人從他所在的單位的黨政掌控下解放出來。
這篇文章後來在香港報刊上發表了，說的就是我身邊的事，文章發表後，我碰到我們的書記，我發覺他沒有太責備我，我推斷他可能認可了我的一些說法。特別是公開報導以後，形成了一種壓力，覺得我可能說得還是有道理的。我有一個想法是，有些東西需要公開化、透明化才有力量。如果覺得這只是很隱私的事，只是我和單位領導之間的關係，就不說的話，那你就很被動了。我最近在兩處文章中寫道：梁啟超當年在他的文章中曾經自號“少年中國之少年”，我焦國標自號“陽光中國的中國男孩”，我走路要帶陽光，我要把路照亮。我的行為基本上由這種理念在支配，要亮起來。
接受國家權力的饋贈便是國民公敵
上上一周我去南京大學先鋒博士論壇做講座，我在火車上他們的組織者打電話來說，教育部、組織部和安全局都打電話說，不讓舉行了。但是我還是去了，最後沒有做成，這件事他們做海報、網上發消息。傳得很開，有些人從很遠趕來，如從福州趕到南京的，整個東南中國的大學差不多都知道這個消息，取締後，我給《亞洲週刊》的江迅先生打電話說了這個事，然後他就做了些報導。我提出了一個想法，如果我給南京大學博士研究生論壇的報告我要這樣說：當時正直印尼大選成功，當時的阿富汗大選正在進行，我們知道阿富汗是一個部落水準的社會，印尼是有一兩萬個島嶼組成的國家，連這樣的國家都能舉行大選，我們具有五千年文明史、有整塊大陸的中國，什麼時候才能舉行大選？我想對南京大學的大學生們說：我給大家留一個作業，你們能不能給我們的國家主席胡J錦T濤寫一封信，讓他不要再勞心勞力遴選接班人了，把選拔國家領導人的權利還給我們中國老百姓。這個《亞洲週刊》也報導了，我認為起碼這是一個很好的提法，到目前為止我還沒有感覺到這個提法提出以後對我有什麼不利的（後果）。
在這次來美國的飛機上十幾個小時，我有了一個新的想法：我們不僅要給胡J錦T濤國家主席提一個要求，我們要像抵制日貨那樣用一種形式來抵制遴選出來的接班人，在二十一世紀民×主化的大潮中、在周邊國家落後國家地區都在舉行大選的時候，如果哪一個人接受了國家權力的饋贈，我們可以把他認定為國民公敵！可以把他認定為民族的敗類！可以認定為炎黃的不肖子孫！我們不是祭奠炎黃嗎，到時候我們也可以到黃帝陵去祭告，中國出現了非常可恥的子孫。我們中國有五千年文明史、有十三億人、有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用傳統的觀念來說，中國在世界上是大門大戶，可是我們的各級領導人的遴選方式是非常偷雞摸狗的，非常小兒科的，非常低的一種文明形式，我覺得我們沒有臉面。我是基於這樣一種民族大義，給那些準備接受國家最高權力饋贈的第五代、第六代國家領導人一種輿論上的壓力，知道這個是不光彩的。今天我借此場合發表這個倡議，希望能夠形成一種社會的影響力。
要把中國非常敏感的東西麻木掉
而且我還有一個想法，在大陸說來非常敏感的東西我要把他麻木掉！比如大陸不能見外國記者，對很多人都是有效的，比如陳桂棣，（《中國農民調查》作者）《費加羅報》記者告訴我，“都與他們夫婦約了，結果他們不敢見我們”。可能也受到上面的壓力。還有《紐約時報》的記者，我有一次問他約見中國人容易嗎？他說很難，有次約見一個中國政法大學的法學教授，他請示了黨委書記，結果不敢接受採訪。我覺得我現在已經突破了這一點，這是憲法的權力，不是黨委書記能拿走的。
這一次，我想到美國來也是很偶然的機會，想把中國大陸上很敏感的一些人物，如果可能話我都見，不但見，見了以後我還要都寫出來，比如最著名的像李洪志先生，魏京生先生，達賴喇嘛等等，包括最敏感的媒體美國之音、自由亞洲電臺等，我自己這麼準備，最後不知能否成功。我之所以要這麼做，就是想（化解）那些過去來講什麼被認為都是敏感的敵對的東西。最近我在接受亞洲自由電臺採訪時說，你們沒有在大陸設記者站，大陸一直把自由亞洲電臺作為一個敵臺，但你們在我眼裏不是敵對的，我眼裏沒有敵人，所謂敵臺無非是不同的觀點不同的資訊管道而已，這些正是我們需要的。這些所謂的敏感人物，我不是偷著見他，我們去動物園洪水猛獸（蟒蛇、獅子、老虎、怪獸）都看了，為什麼不能看這幾個人，他和我們相隔有多遠？
我有一篇比較大的文章的寫作計畫，就是中國全社會的和解，比如說日本不向我們道歉，我就說我們中國欠老百姓這麼多，餓死那麼多人，誰道歉了？在建國五十年大慶的時候我曾寫過一篇文章談這個問題，我們在五十年大慶歡天喜地的時候，我們是否在大慶的人民大會堂舉行一個三分鐘的悼念，悼念建國五十年來曾經遭受不公正待遇、甚至被屈死、冤死、打死的群體 ...... 這個稿子當然沒有地方發了。中國社會改革開放以前的二十幾年，我們沒有從道義上劃一個句號。改革開放以來又二十幾年了，又出現了一些新的敏感的問題，六四的問題、法輪功的問題、還有農民工的問題、上訪的問題、城市房屋拆遷問題等，改革開放以後又出現了四大群體，成為中國大陸社會不祥和的四大事件，國際上和美國的人＝權問題、和臺灣的關係問題、和西藏的問題，諸如此類，我覺得需要大家真正坐到一張桌子上去談，不要把彼此視為敵人，這種氛圍，就是要從破除隔絕、就是要從說話開始，都是人，有什麼不可以說的呢？如果這個社會走向祥和、走向共處共榮的話，能夠和平崛起的話，我覺得這是一個必然的里程。如果不能這樣，照目前的情況下去，非但和平崛起非常遙遠，有沒有可? 芎苣呀玻踔漣藕推嬌逄芊褡齙蕉寄呀病?
我的所有做法就是要麻木掉一切敏感，把一切敏感變成正常狀態下可以處理的關係。最後我再補充說一句，為什麼會導致隔膜？這和我們農業社會的信念有關係，不說話是農業社會人際關係的一個方面，我們中國人做了官員，他也是農民，這種觀念就變成：陳水扁上臺後相當長一段時間根本就不提陳水扁的名字，臺灣當局，後來才慢慢出現陳水扁，這就像小兒科非常低級的一種反應。所以我要把他突破！謝謝。
注：首屆族群青年領袖研習營活動，是由二十一世紀中國基金會主席楊建利組織的，於二○○○年十月在美國波士頓地區首次舉行。（惜秋整理報導）《開放》月刊2004年12月號
來源博訊電子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