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湄公河峰會前夕 政府與民間見鴻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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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新聞服務社(IPS) 2005年7月3日
Johanna Son 泰國烏汶市報導 

當湄公河流域六國領袖在中國舉行會議,他們卻聽不到非政府組織與學者對區域發展的異議。這並不只是因為非政府代表在湄公河六國領導人峰會上,包括緬甸、柬埔寨、中國、老撾、泰國與越南,沒有發言權,而且是因為政府與財務機構跟非政府組織與民間學者在發展視野上存在鴻溝。

這個鴻溝與欠缺討論不同發展觀點的平台等問題,在中國政府主辦的大湄公河次區域峰會前還沒有解決。兩個民間論壇,一個在泰國北部城市清萊舉行,有當地社區參與,而另一個在泰國東北的烏汶市舉行,有超過300人出席,同樣觸及一些備受爭議的問題。

這些問題包括中國在瀾滄江上修建水電大壩,影響下游國家,也包括改善湄公河商業航運的炸礁工程。但是,這些問題並不在峰會的議程範圍。峰會的議程包括了跨境交通協議、區域性電力貿易、信息科技與動物檢疫協議的簽署儀式。

美國華盛頓大學的教授Charles Keyes,打從1960年代起便研究湄公河流域的政治,他指出“大湄公河次區域的主角一直是流域國政府代表,而不是人民。”不過,亞洲開發銀行官員卻指出,三年前能夠在柬埔寨舉辦第一屆峰會已是了不起的成就。從1992年起,亞行便一直促進大湄公河次區域的經濟合作。

從1993年起,湄公河各國政府在交通、電訊、能源、旅遊、貿易與投資合作上達成協議。但這也是分歧所在,我們只見領導人向他的子民講道,卻欠缺平台討論問題。當亞行和政府官員傾向討論基建設施,包括道路、電網和航道,非政府代表,不論是社會科學家或活躍人士,卻傾向關注經濟發展與融合所帶來的負面社會影響。

所以,當亞行與政府推動連接緬甸與越南的東西幹道,連接中國雲南與越南湄公河三角洲的南北幹道,與湄公河航道改善工程,民間卻擔心人流物流改善所帶來的風險。

中國在瀾滄江上修建水電站,一直備受東南亞鄰邦的關注。自從1990年代中期,下游國家的村民時常投訴水流的改變,水位異常低落與漁獲的減少。中國自從修建水電站以來,便一直遭人詬病,但卻欠缺區域性或雙邊機制,讓中國與下游各國公開討論與澄清有關問題。東南亞河網的Chainarong Srettachau便指出,“科學家說湄公河的水位改變是因為氣候轉變,但當地人卻堅持是上游大壩所導致的。”

他也指出,社區是時候開始利用當地的知識,而不再依賴政府與大機構的數據,最佳的例子是2002年在烏汶府受巴蒙(Pak Mun)大壩影響的村民開始做自己的調研,並向泰國政府提供報告。而泰國民間組織也正在為柬埔寨的村民提供訓練,在他們的國家進行類似的調研。

可是,由於缺乏六國共同參與的區域性組織,官員與民間社會的關係並沒有改善。以老撾首都萬象為基地的湄公河委員會,現時只有下游四國為成員,就是老撾、柬埔寨、泰國與越南,中國與緬甸只是觀察員,而且看來不會成為正式會員。

位於悉尼的澳洲湄公河資源中心主任Philip Hirsch指出,湄公河委員會“只是服從於國家利益,卻不能證明自己有能力把棘手的問題帶到談判桌上”,例如大壩的跨境影響或航運協議。而且越南雅利大壩排洪而導致柬埔寨東北的洪水,委員會“也不能把兩國帶到談判桌。”

無可否認,政治擔當著重要的角色。以中國大壩為例,Hirsch指出,由於中國在湄公河區內是“最強大、最強調發展與最不須問責”,更突出了水資源管理平台的缺位。

泰國國立法政大學東南亞研究項目的Charnvit Kasetsiri補充道,即使湄公河可以在開發項目的洪流中苟延殘喘,但弱勢社群卻不能。他說,研究人員、社會科學家和志願團體需要一起努力,抗衡國家與大機構所支配的發展。“否則,湄公河將會只是湄公河委員會、亞洲開發銀行和政府的河流,而不是人民的河流。”

(李育成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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