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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數字的迷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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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的政治討論中,不論是政府還是反對派,對數字都有種莫名其妙的迷思。七一遊行的遊行人數,是近幾年政治爭論的焦點。在二○○四年,不少調查都顯示約有二十萬人遊行,可是民間人權陣線一直堅持其數目為五十萬。到了今年,遊行人數降為二點五萬。泛民主派對於這個數字式多式少感到不高興。而中央政府的唐家璇則抓著這個數字,暗諷泛民主派不得人心。

港人對數字的迷信,並不只局限於七一遊行的數目。近日曾蔭權先生當上特首,宣佈會把改善施政與促進經濟視為首要任務。而政制改革則會被放到較後的位置。這些說法當然並不新鮮。新鮮的是,這次曾特首以民意調查作為其言論的根據。

但是,事情真的是如此簡單嗎?五十萬人上街就真的代表民主運動力量膨湃?二萬餘人上街就等於民主運動不得人心?當民意調查顯示有更多百份比的心關心經濟,就代表政府應當忽視政制改革?

誠然,五十萬人上街與二點五萬人上街,背後確實有不同的社會意義。可是,我們能夠簡單的將這些數字與香港民主運動的成敗劃上等號嗎?倘若我們有細心留意二○○三年七一的口號,我們會發覺有不少的訴求,針對的是政府的無能而非政制的不民主。那麼講,五十萬人上街並不代表民主運動的勝利,那今年只有二點五萬人上街,又是否代表香港民主運動的衰落?我們倒要問一個問題:支持民主運動又是否一定會上街?至少,筆者在參與七一遊行前,亦曾作出一番掙扎(天氣酷熱啊!)。今年的七一缺乏焦點,亦不是甚麼祕密。倘若我們考慮到二○○三年七一之前民主運動的狀況,我們會發覺香港人對民主的支持,一直都是口惠而實不至的,若政府在《基本法》第廿三條立法一事不是錯得太離譜,七一神話根本沒有出現的機會。今年七一遊行人數下降,縱然反映了泛民主派的一些危機,卻不能說是民主運動的衰落。(嚴格來說,我們該問:民主運動何曾興盛過?)

在探討社會問題的時候,我們真正想知道的,其實是一些概念(Concept)的內容。比如說香港的民主運動有多成功、香港的貧富縣殊有多嚴重等。這些社會事實之所以是概念,乃是因為它們背後都有複雜的背景及發展,並不是三言兩語便可以說得清楚。正正是由於這些問題十分複雜,我們需要一些指標(Indicator)來幫助我們明白。這些指標包括了民調數字、統計數據等,是一些容易量化、易於量度的資料。可是,我們要留意這些數據並不是社會事實的全部,更不能完全等同於我們想知道的概念。這些數據,只是社會事實比較顯而易見的部分。是以,我們必須將這些數字放在社會的歷史脈胳中解讀,才能夠從中看到意義。

讓我們以貧窮問題作例子說明。在討論貧窮問題的時候,社會學家會以恩格爾系數(Engel Index)作為貧窮狀況的指標。所謂的恩格爾系數,其實就是指食物支出佔住戶收入的比率。通常恩格爾系數愈高,住戶便會愈貧窮。可是,這其實假設了住戶會先將收入用來購買食物。在一份研究香港貧窮線的研究中,卻發現最貧窮的住戶,其恩格爾系數比情況稍好的住戶來得要低。倘若我們只看數字,便會對此感至迷惑。可是,當我們考慮到香港重視飲食的文化,以及高昂的地價,這些數據便不難理解。

未經解讀的數字,只是一堆沒有意義的符號。而倘若我們對社會的歷史脈胳一無所知,我們則不可能正確解讀來自社會的數字。對數字的盲目膜拜,對瞭解社會現實毫無助益。社會學大師C. Wright Mills在其鉅著《社會學的想像》(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一方面對不講實證的巨型理論(Grand Theory)作出有力的批判。可是,另一方面他亦對信奉實證主義的民調專家毫不留情。Mills認為這些專家只著眼於微小的事情,只著眼於研究對象的數據而忽略社會的大氣候。最終他們的社會學只是小地區重覆再重覆的數目字,卻不能描述整個社會的狀況。更讓的是,這些沒有意義的數據往往會被權貴挪用,使社會學家淪為社會建制的護教士。

香港各界的政治人物應該留意Mills的忠告,告別對數字的盲目崇拜。民間人權陣線對七一遊行人數的堅持,其實不過是自欺欺人的把戲。而曾特首假民調輕視政制改革的言論,說穿了其實不過是藉民調掩飾自己獨裁本質的騙局。

在電影《星際快閃黨》(The Hitchhiker's Guide to the Galaxy)中,一部名為深度思考(Deep Thought)的電腦終日思索關於生命及宇宙終極問題的答案。而它的答案是四十二。可是,究竟四十二代表了甚麼?那個終極問題又是甚麼?這一切卻沒有人能夠回答。遊行人數與民調中的數字,其實與這個四十二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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