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特區的政治討論中，不論是政府還是反對派，對數字都有種莫名其妙的迷思。七一遊行的遊行人數，是近幾年政治爭論的焦點。在二○○四年，不少調查都顯示約有二十萬人遊行，可是民間人權陣線一直堅持其數目為五十萬。到了今年，遊行人數降為二點五萬。泛民主派對於這個數字式多式少感到不高興。而中央政府的唐家璇則抓著這個數字，暗諷泛民主派不得人心。
港人對數字的迷信，並不只局限於七一遊行的數目。近日曾蔭權先生當上特首，宣佈會把改善施政與促進經濟視為首要任務。而政制改革則會被放到較後的位置。這些說法當然並不新鮮。新鮮的是，這次曾特首以民意調查作為其言論的根據。
但是，事情真的是如此簡單嗎？五十萬人上街就真的代表民主運動力量膨湃？二萬餘人上街就等於民主運動不得人心？當民意調查顯示有更多百份比的心關心經濟，就代表政府應當忽視政制改革？
誠然，五十萬人上街與二點五萬人上街，背後確實有不同的社會意義。可是，我們能夠簡單的將這些數字與香港民主運動的成敗劃上等號嗎？倘若我們有細心留意二○○三年七一的口號，我們會發覺有不少的訴求，針對的是政府的無能而非政制的不民主。那麼講，五十萬人上街並不代表民主運動的勝利，那今年只有二點五萬人上街，又是否代表香港民主運動的衰落？我們倒要問一個問題：支持民主運動又是否一定會上街？至少，筆者在參與七一遊行前，亦曾作出一番掙扎（天氣酷熱啊！）。今年的七一缺乏焦點，亦不是甚麼祕密。倘若我們考慮到二○○三年七一之前民主運動的狀況，我們會發覺香港人對民主的支持，一直都是口惠而實不至的，若政府在《基本法》第廿三條立法一事不是錯得太離譜，七一神話根本沒有出現的機會。今年七一遊行人數下降，縱然反映了泛民主派的一些危機，卻不能說是民主運動的衰落。（嚴格來說，我們該問：民主運動何曾興盛過？）
在探討社會問題的時候，我們真正想知道的，其實是一些概念（Concept）的內容。比如說香港的民主運動有多成功、香港的貧富縣殊有多嚴重等。這些社會事實之所以是概念，乃是因為它們背後都有複雜的背景及發展，並不是三言兩語便可以說得清楚。正正是由於這些問題十分複雜，我們需要一些指標（Indicator）來幫助我們明白。這些指標包括了民調數字、統計數據等，是一些容易量化、易於量度的資料。可是，我們要留意這些數據並不是社會事實的全部，更不能完全等同於我們想知道的概念。這些數據，只是社會事實比較顯而易見的部分。是以，我們必須將這些數字放在社會的歷史脈胳中解讀，才能夠從中看到意義。
讓我們以貧窮問題作例子說明。在討論貧窮問題的時候，社會學家會以恩格爾系數（Engel Index）作為貧窮狀況的指標。所謂的恩格爾系數，其實就是指食物支出佔住戶收入的比率。通常恩格爾系數愈高，住戶便會愈貧窮。可是，這其實假設了住戶會先將收入用來購買食物。在一份研究香港貧窮線的研究中，卻發現最貧窮的住戶，其恩格爾系數比情況稍好的住戶來得要低。倘若我們只看數字，便會對此感至迷惑。可是，當我們考慮到香港重視飲食的文化，以及高昂的地價，這些數據便不難理解。
未經解讀的數字，只是一堆沒有意義的符號。而倘若我們對社會的歷史脈胳一無所知，我們則不可能正確解讀來自社會的數字。對數字的盲目膜拜，對瞭解社會現實毫無助益。社會學大師C. Wright Mills在其鉅著《社會學的想像》（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一方面對不講實證的巨型理論（Grand Theory）作出有力的批判。可是，另一方面他亦對信奉實證主義的民調專家毫不留情。Mills認為這些專家只著眼於微小的事情，只著眼於研究對象的數據而忽略社會的大氣候。最終他們的社會學只是小地區重覆再重覆的數目字，卻不能描述整個社會的狀況。更讓的是，這些沒有意義的數據往往會被權貴挪用，使社會學家淪為社會建制的護教士。
香港各界的政治人物應該留意Mills的忠告，告別對數字的盲目崇拜。民間人權陣線對七一遊行人數的堅持，其實不過是自欺欺人的把戲。而曾特首假民調輕視政制改革的言論，說穿了其實不過是藉民調掩飾自己獨裁本質的騙局。
在電影《星際快閃黨》（The Hitchhiker's Guide to the Galaxy）中，一部名為深度思考（Deep Thought）的電腦終日思索關於生命及宇宙終極問題的答案。而它的答案是四十二。可是，究竟四十二代表了甚麼？那個終極問題又是甚麼？這一切卻沒有人能夠回答。遊行人數與民調中的數字，其實與這個四十二差不多。